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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反推进（第3页）

自八月以后，武汉三镇的所谓动员工作差不多是康泽一手包办的。他的成绩也很不错，特别是在双十节那一天，曾经有过号称十万人的“工作队”（保甲长、流氓地痞、鸦片烟鬼的混成酒），在汉口江边，从一码头的江汉关一直摆到当时的法租界，供“最高”检阅。军容之盛，不亦壮哉！

但这些稻草人毕竟连毛子都骗不到。有好些外国的新闻记者在赏识了这一部队之后这样说：武汉三镇是无心保卫的，假使真的要保卫，除非去把八路军调来！

五　利用托派

背叛革命的托洛茨基派是有国际性的，就像霍乱、鼠疫、斑疹伤寒那样，无论传到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症候，一样的危险。

这种症候一传到中国，中国的革命为它也受了不少的挫折。最恶毒的是从革命阵营内部来作恶，有时是采取机会主义，投机取巧；有时又呈出英雄姿态，盲目冒进。待被剔出阵营之后，大抵更显示出一种极左的面貌，来扰乱阵容，淆惑视听。只要使革命能够受到挫折，即使是一分一厘也好，不惜卑劣万端，不择任何手段。反动派当然会宝贵他们，而尽量加以利用了。这利用有时也是够惨的，作为狗而利用，到利用价值消失之后便把这“功狗”杀掉。而那些不择手段的狗们却也有充分的狗性，一被利用，尽管有遭屠杀的命运，也忠实到底。

抗战期间，托派的一贯策略，便是破坏团结，破坏联合战线，他们认为中共主张团结抗战，争取与国民党合作，共赴国难，是“牺牲了阶级立场，出卖了工农利益”，或者说，是“向民族主义投降了”。然而他们自己呢？却或明或暗地受着反动派豢养而恬不知耻。这样的实例很多，姑且举三五例以概其余。

叶青是谁都知道的叛徒，反革命的急先锋，在抗战初期的武昌，担任着训练团的教职，毕敬毕恭，而时在刊物上乱打臭屁。

朱其繁化名的柳宁，在西安主编《抗战文化》。这刊物的目的是很中听的，而内容则期期反共，句句破坏“抗战”，毁灭“文化”。

刘仁静在河南，彭家兄弟桂秋、桂森在江西，都极其活跃。

有一位不大知名的人叫葛乔，躲在重庆的《新民报》里面大放其毒焰。恩赐郭沫若、田汉、阳翰笙为“英雄”，要他们与武汉共存亡，要当局把三厅的同人们全部送往最前线。他是很慷慨的，唯恐我们不赶快成为“烈士”。

但最惹人注意的便是陈独秀了。这位托派头子在南京沦陷后也流亡到武汉，住在国民党的宣传部副部长周佛海的公馆里。他自己显然没有什么显著的活动，但反动派拥戴着他，曾经为他作过公开的辩论。

似乎也是八九月间的事。正当保卫大武汉的工作最应该加紧的时候，而武汉的各报上却有国民党的要员和一些所谓中间分子大登其启事替陈独秀申冤，署名的有傅沫波、梁寒操、狄膺、周佛海、林庚白、张西曼等人。他们反对斥责托派为“汉奸”，据说托派是因主张不同而反对斯大林的，何以反对斯大林便成为“汉奸”？更何况是以中国人而反对斯大林主义！照他们的口气，显示着骂托派为汉奸的人，倒失掉了中国人的立场。更说穿些，要这样的人，倒反而是“汉奸”了！这就是反动派称中共为“奸党”的理论基础。

这问题在当时倒并没有闹出了什么，林庚白登报否认，张西曼声明反奸，倒弄得申冤者阵脚零乱了。然而反动派利用托派以破坏团结，这却是一个再显明也没有的公开证据。

时间毕竟是一位铁面无情的调侃者，在武汉替托派汉奸辩冤的周佛海不是已经货真价实地在托派之上又成了汉奸吗？就是那位后几年客死在四川江津的陈独秀，在要死之前还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过半篇文章，那恶毒的程度决不是寻常的人所能想象。他根本否认抗战，甚至坚强地说，德、日、意轴心必胜，英、美必败，苏联更不用说是应该亡国灭种了。这种文章，亏了陈独秀写得出，更亏了《大公报》登得出。不过只登了半篇，连国民党的反动分子们都叫喊了起来，《大公报》也不好意思，就只得把下半篇中饱了——但这下半篇被传抄了出来；我自己手里都还保留着一份。

请问，陈独秀这样的理论，和汪精卫、蒋介石到底有什么区别？

托派，毫无疑问是最恶毒的细菌，而利用托派的反动派，倒可以说老早就在从事细菌战了。

六　诱叛与活埋

也就在这八九月间，反动派有更显著的阴谋，表曝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当年的立秋是八月八日，国共双方都派了代表去祭黄陵。中共的代表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谁知在黄帝面前便做了一项政治买卖，反动派把张国焘收买了。

接着张国焘便自由行动地经由西安而到达武汉。到了武汉之后，中共代表团还把他接到办事处去住了几天。有一天晚上我到办事处去还看见过他。他住在一间房间里，穿着黄色的军服。我那时不知道底细，以十年不见的老朋友的资格向他表示亲热，但他却好像被什么包裹着的一样，冷冷淡淡地带着阴沉的味道，把北伐当年的豪气完全消失了。我还隐隐感觉着诧异。隔不两天才在报上看见，他已经叛变了。张国焘出卖了自己，给康泽做了部下。人不做要做狗。更要做狗的狗。这倒也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一种归宿，所谓“不能留芳百世，亦必遗臭万年”了。听说，朋友们对他很宽大，曾经很委婉地劝过他，要他不要出卖无产阶级，不要牺牲自己。甚至于劝他就暂且处在自由的立场也可以，千万不要为反动派所利用。然而着了魔的张国焘毕竟把自己也完全葬送了。

张国焘是不足惜的，他在革命上所犯的错误，我们四川省的人民知道得最清楚。在抗战前三两年一部分红军解放了川北的通南巴，张国焘竟仿佛成了张献忠第二，结果使革命的发展受了挫败。不然像四川那样一个好的根据地，早就成为民族解放的大本营了。张国焘是不足惜的，革命的政党丢掉了这样一个叛徒或许正如丢掉了一条蛔虫。然而反动派又收获了什么呢？听说张国焘所做的买卖，本来还要大些，但结果只出卖了自己，而使反动派多得到了一条蛔虫而已。

反动派的背信弃义，还有一件更令人怒发上指的事，出在西安。那便是八月中，中共西安办事处的宣侠父，被人活埋了！

宣侠父是黄埔出身，和胡宗南同属一期。他那时在西安帮助林祖涵主席在推进着团结抗战的工作。西安是反共的前哨，“双十二”事变的发祥地，一向有名的“黑暗城”。在这儿特种人物很早便在开始书店的搜查，甚至于还传出过这样的笑话：他们假作圣旨，说是奉了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命令搜查书店。无中都可以生有，在武汉既经有了各种反动的迹象，这“黑暗城”难道还肯落后？宣侠父的工作能力听说很强，他在西安，不仅文化界被他动员了，连胡宗南、蒋鼎文们的部下，都对他发生着信仰，这还不危险吗？因此，他也就活活地被反动派活埋了。——

前几天我专为这件事去访问侯外庐，承他比较详细地告诉了我。据他说，他那时也住在西安，在宣侠父遇害之前的十天左右，他才离开西安的。假使他不离开，恐怕连他自己也会遭难。他说，他很感谢当时做着省政府秘书长而今已被反动派陷害了的杜斌丞，是杜斌丞得到消息劝他走开的，而且还照顾到了他的路费。有人也劝过宣侠父走，宣侠父没有走，实在太可惜了。

外庐在谈到这些往事之外，又含着笑这样说：其实那时候我们也天真得太可爱了。说着，他从书架上取了一本《抗战建国论》来（一九三八年九月生活书店出版）。他展开来给我看：“这些都是我在西安写的文章，都是捧《抗战建国纲领》的。”

“还有这一篇啦，”他又指着最后的一篇《青年对于抗战建国的任务》，“这还是捧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呢！然而，连写这样的文章都要犯生命的危险呢，你想想看吧！”

我翻开文章来一看，看到了这样的字句：“统一青年运动，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已经由中央提出有价值的原则……”我也禁不住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