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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反推进（第2页）

我自然在一旁洗耳恭听，在心里只希望他说快一点，少说几个“唵”，然而他却老是那样好整以暇地“唵”个不停。

“唵，你们，唵，替国际青年捧场，唵唵，为什么不替我们的三青团捧捧场呢？三青团啦，唵，宣传的事，唵，要仰仗你啦，唵唵？”

这倒弄得我真是有点“诚惶诚恐”了。三青团成立后，陈诚做书记长，康泽被调去做组织处长，而宣传处长一直是虚悬着的。

“帮忙宣传宣传啦，唵，要仰仗仰仗你。唵……”

他有点含糊地在说，我也含糊地回答了一些：力量做得到的，当然要帮忙，不过三厅的工作已经够忙了，还有对敌宣传工作，事实上连这一部分也都没有做好。

召见者和我客气了一下，我趁他好像没有话再说，便起身告辞。但等我要走出那走廊的时候，他又“唵”了起来。

“唵，三青团的事啦，要仰仗仰仗你啦！唵唵……”

这事情倒也并不怎样突然。在六月尾上，有一天星期的上半天，我和立群两人在东湖里游水，偶然碰见康泽在那儿真正地学狗爬。他当时请我替他们三青团做一首团歌。我含糊地敷衍着，没有肯定答复。

在这次召见的前几天，又偶然在同一地方碰着康泽，他的狗爬爬得有些进步了。我倒佩服他的记性好：他又问起了我做的团歌来。我只好说：事情忙，简直忘记了。

看来，这一师一弟分明是有意思考验考验我的了。

陈诚到后来也曾向我透露过一点消息：三青团的宣传工作，我是想委屈你的，是他们反对啦。

这“他们”不知道是些谁，我倒真应该向“他们”表示感谢，使得我免受了一场灾难。

三　解散民众集团

自“八一三”抗战以后，国民党的党禁曾经稍微松弛了一会，民众团体的组织也就逐渐蓬**来。在武汉初期，尤其“七七”周年前后，救亡的爱国情绪在各阶层洋溢着。“中国不会亡”的歌声，响彻云霄。中国人是谁也不愿做亡国奴的，而尤其是热诚爱国的青年。那些青年由京沪，由平津，更远远地由东北，离乡背井，流亡到武汉，他们踊跃参军，或者投考军事学校和干部训练班，毫不吝惜地想把自己的生命来贡献给祖国。

青年的救亡团体真如雨后春笋一样，在武汉簇生起来。其中有几个有名的，如像青年救国团、民族先锋队、蚁社等，工作很积极，发展也很迅速。比如“青救”，据说仅仅成立七个月便已经拥有团员两万多人了。他们有组织地经常不断地为伤兵服务，为难民服务，无论到任何伤兵医院或难民收容所里，都可以听得见他们的歌咏，看得见他们在代写书信，报告时事，或者做临时护士。他们又在各处设立简易图书馆，书报供应处，甚至创办民众学校，扩充原有的民众教育馆，不时举行各种研究会、座谈会、讲演会等，以推进动员民众和教育民众的工作。

这些团体和三厅的工作是能够桴鼓相应的，三厅的几次扩大宣传，被称为在武汉“轰轰烈烈”过来的，事实上一多半就靠着这些团体和青年们的热烈响应与支持。在“七七”周年纪念时，单是临时下乡的宣传队，我们就靠着这些青年，曾经组织过七百几十队。

然而这样磅礴的发展，在我认为是最大的希望者，而在反动派却成为最大的威胁。他们始而也曾经借这些声势来虚张过一下，想骇退敌人的进攻，或者至少缓和一下。待看到敌人骇不退，也缓不和，他们便又旧态复萌，对群众运动箝制起来了。

起先是限制你集会，限制你活动。记得是在八月中旬左右，卫戍总部颁布了命令，规定一切民众团体，须于三日前呈请核准之后，始能召集会员大会。并禁止民众团体开办训练班、讲习会、团体间的联合会议。这样便把抗战时期的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认真剥夺了。

到了八月底，那时敌人的主力由北岸转移到南岸，弄得第九战区的陈诚有点手足失措了。他回到了武汉来，突然之间毫无理由地，把那三个最有名的青年团体：青救、民先、蚁社，同时勒令解散了。另外还有十几个团体也勒令停止活动。于是一时的“抗战将军”显出了青年刽子手的本来面目，震怒了全体的进步人士。为这事，《新华日报》曾用整个的篇幅来表示过抗议。有很多团体更打算联合起来，举行一次大示威游行，在一个夜间集中起来，只等天明发动，但结果是临时中止了。为了团结，为了大敌当前，顾全抗战，只好“打落牙齿和血吞”！

反动派是戴帽子战术的专家。他们会给别人帽子戴，也会给自己帽子戴。在自己头上戴上一顶“抗战”的高帽子，于是尽管是一个活无常，大家也只好在他的面前贴服了！

我们一向有着一种错觉，直到今天，有一部分朋友追谈往事时都还在这样说：反动派的作风是外紧内松，外松内紧——当敌人压迫得厉害的时候，便松弛一下，反之便又箍紧一下。其实，实际的情形并不是这样。解散三团体的时候，不是敌人压迫得最紧的时候吗？内部何尝松弛了来？这个情形只能作这样的解释，是反动派为着自己的利益时常玩弄花头。开头神气一下，企图敌人缓兵；无效，便只好本色一下，他企图敌人缓兵。如是而已。

四　也在“动员”

敌人的进攻武汉是五路进兵。水路以南京为基点，溯江西上。陆路在长江北路者分三路：一路从合肥到信阳，再由信阳南下；二路由六安、霍山横断大别山脉；三路由安庆趋黄梅、广济。长江南岸则取马当、九江，由瑞（昌）武（昌）公路直趋武汉。

自六月中旬发动攻势以后，十二日取安庆，并进占舒城、桐城、潜山、太湖，打通了安（庆）合（肥）公路，使北路的进军畅通无阻。三十日攻占马当，又为南路的进军开辟了门户。真真是五个指头的一把铁爪向着大武汉抓来。南北两战场节节败退，长江要塞节节失守，武汉真是岌岌可危了。为了保卫大武汉，武汉三镇的几百万市民热烈地献过金；为了保卫大武汉，无数热血的流亡青年舌敝唇焦地呼吁过武装民众；为了保卫大武汉，《新华日报》曾出过一整张的专刊，向当局开具详细的条陈，有必要时并请调八路军南下，然而当局却充耳不闻，视若无睹。

他们当时只把希望寄放在两个奇迹上，一方面希望敌人适可而止，另一方面则希望国际上发生变化。前一种希望，虽然费了许多心机，耍了不少花头，却终是海底捞月。后一种希望在这期间倒忽尔闪动过一下慰安的光亮，那便是七八月之间在日苏之间所发生的张鼓峰事件了。

七月三十日日寇侵入苏境四公里，占领哈桑湖以西的张鼓峰，战事突然爆发。这给予了当时的武汉当局一个多大的希望呀！这么一下，天垮下来，有长汉子撑着了！哪晓得这事件几天工夫便得到解决，一经苏军反攻，八月一日夺回张鼓峰，十一日日寇便完全屈服了。

在一切希望幻灭了之余，反动派也在开始“动员”了。但它“动”的是什么“员”呢？有的是抽大烟的保甲长，向来为害地方的地痞流氓，受了诱骗而腐化了的三青团团员。这些便成为康泽所管辖的所谓战时工作大队。

陈诚也组织了第九战区动员委员会，把大武汉划归九战区，办公地址就设在昙花林我们三厅的旁边，一切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都参加了，一时倒也弄得那条狭街被大员们的汽车往往挤得水泄不通。然而神秘得很，我们三厅没有参加的份，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也没有参加的份，连成立当时作为来宾的光荣也不曾获得过。据说我们是中央机关，无须参加地方组织。

请问这“动员”的意义不就很明白了吗？一面在解散民众团体，一面也在组织所谓民众团体。他们也在高呼“保卫大武汉”，但在替谁“保卫”呢？替反动派自己吗？不，事实上是在替敌人！反动派生怕武汉落在了民众手里，使敌人得不到一个完整的礼物。武汉市内也在大筑其堡垒，大江两岸隔个三五天便有一个“托几加”（馒头形小圆堡）出现，沿着堤岸凿下战壕，堤上隔个五尺光景凿通一些枪眼。一切都像煞有介事。然而从那些眼眼里面并不曾放过一枪一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