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记不记得,一九四一年你离开manu的前一夜,你在石龙军路的楼梯上对我说了什么。”
温憾絮低头看着他。海风从两个人之间穿过去,把张俊生的汗衫吹得贴着胸口。他看着张俊生太阳穴旁边的疤,看着那道疤后面藏了六年的东西。
“我说,等和平了,我们再搭戏。”
“现在和平了。”张俊生把右手伸进口袋里,摸出那枚内侧刻着“W”、挂在银链上的戒指。他拉过温憾絮的手,把银链放进去,把他的手指合拢,包住那枚戒指。“你把戒指带回去。让它替我在manu陪你一周。”
温憾絮的手掌收紧了。银链从他指缝里滑出来,戒指硌着掌心,和六年来每一次握紧时一模一样的触感。
他转过身,拎着行李箱走上跳板。脚跟先着地,然后是脚掌,最后是脚尖。和来的时候一样的步伐。
张俊生站在码头上,看着渡轮离开泊位。船身划开灰绿色的海水,在船尾拉出一道白色的泡沫。温憾絮站在甲板上,身影越来越小。海风把他的衬衫吹得鼓起来,浅灰色的,和仰光港口分别那天一模一样的剪影。
只是这一次,他不会回来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温憾絮抵达manu。
第二天他去了差老板的公司。差老板在披汶下台后失去了大部分军方靠山,公司规模缩减到只剩下两层楼。账目乱得像一团麻线,温憾絮和大哥一起坐了四个小时,把一九四一年以来所有涉及军方的投资账目一条一条理清楚。
第三天,他去了一趟石龙军路的房子。大哥已经搬去了新住处,房子空着,骑楼二层的窗户关着,周婶的甜粿摊也不在了。听邻居说,周婶去年病了一场,被女儿接去了乡下的老家。巷子里只剩下那棵菩提树还在原来的地方。
他站在菩提树下,树下的公司招牌还在,靠在树根上,被三年的雨水泡得字迹模糊。他蹲下去,把招牌翻过来看。背面的字还在——“張俊生”三个字,被人用什么东西刻在木板上。笔画不是很工整,但看得出刻的人很用力。是他在石龙军路的屋里养伤的那几天刻上去的。温憾絮用指尖描了一遍那三个字的笔画。然后站起来,把招牌重新靠回树根上。
三月二十二日傍晚,他从公司出来,沿着石龙军路往住处走。
暮色很好,和十年前一样的灰蓝色。河面上有水葫芦打着旋往下游漂。他走过粿条摊旧址,走过周婶的甜粿摊子那个空了的门面,走过阿乔曾经站在门口抽着烟的片场。
三个人从一辆黑色轿车里钻出来。
枪响了。
三下。
骑楼的影子被枪声震碎了。manu三月的暮色里,一只银戒指从松开的手掌里滚出来,滚过柏油路面,掉进路边的排水沟里。里面的那枚刻着“Z”,外侧的两枚刻着“Z”。三只戒指在沟底的积水里叠在一起,被暮色染成暗金色。
他倒下的时候,是脚跟先着地。然后是身体。和十年前NG时倒下的姿势一样。只是这一次,没有人喊“卡”了。
消息传到新加坡的时候,已经是四月下旬。
张俊生是从阿乔的电报里看到的。电报只有一行字——“温憾絮于三月二十二日在manu遇刺身亡。”
他读了三遍。第一遍,他以为看错了。第二遍,手指开始发抖。第三遍读完后,他把电报折好,放进口袋里。然后走到桌子前面坐下。桌上摊着一本手写的剧本,空了一页半,等着温憾絮回来看他写的批注。他拿起笔,把那一页翻过去。然后就那样坐了很久,久到药材行的老先生上楼来收账,喊了他三声,他都没有听见。
三天后,阿乔通过自由臺人组织的关系,帮他办好了从新加坡经滨城回manu的所有证件。证件上的名字不是张俊生,是“张龙”——他做武打演员时的艺名。
出发前一晚,他一个人坐在二楼的窗台上。窗外是新加坡河的夜色,河面上又升起了烟火。不是节日,是码头上有人在庆祝什么,零星的,不成气候的,在夜空中孤零零地炸开几朵就没了。他把那枚内侧刻着“Z”、挂在银链上的戒指从领口里拉出来,握在掌心里。和温憾絮走之前交到他手里时一模一样的位置,一模一样的温度。
“一周之内你不回来,我就去找你。”
他的声音很轻,轻到被烟火声盖过。窗外的新加坡河在夜色里流淌。和南河一模一样的流淌方式。只是换了名字。
四月底,张俊生回到了manu。
阿乔在码头接他。她穿了一件黑色旗袍,头发比一年前白了一片,鬓角的白色从几根变成了一片。她看见张俊生从渡轮上走下来,没有问路上是否顺利,也没有说任何礼节的话。她只是走过来,把手里的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他。
“这是我这半个月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