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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着东海（第3页）

三

事情差不多全部照着村松的安排实现了。

在有一天星期的上午，我和安娜又到他的骚人社去，由他作伴，往市川去拜访那位击剑的名人，横田兵左卫门。

我们先到押上（Oshiage），那便是通往市川的一条商营电轨的终点了。从这儿坐上电车，向东驶去，通过一些破破烂烂的工场区、贫民区之后，很快便到达郊外了。车道两旁都是一些田畴，东鳞西爪地还积着一些残雪。走了有二十几分钟的光景，便到了那条比较有名的江户川——日本东京在前本叫江户，大约就是由这条河得名的。有铁桥横架在河面上，而且平行着相隔不远还有几座铁桥，那些是铁路和公路所通过的。这条河便是东京和千叶的界线了，以铁桥的正中点为界，桥西是东京，桥东便是千叶。

村松在车上告诉我，像这样交界地方是两不管地带，出了刑事事件是最麻烦的。譬如杀了人，你把尸首放在这交界线上，那么东京的警察会推给千叶，千叶的警察会推给东京了。

东京和千叶的警察不是一个系统的吗？不，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直接隶属的关系。东京的警视厅，直隶内务省，其他各府县的警察，隶属各府县政府的内务课，因此东京的警视厅，并没有直接指挥各府县警士的权利。因此，假如是犯了罪的人，你在东京或千叶犯了罪，只要跑过了这境界线，便可以得到暂时的逍遥。

这些话对于我是一个启蒙，我在日本虽然前后住了很久，但这种在日本人是常识的问题，而在我听来却是十分新奇的。

过了江户川的铁桥，电车便停在一个小站口上，这儿名叫真间（Mama），我们是到了目的地了。由这儿下车往北走，和电轨成垂直地有一段相当热闹的小街道，这是市川的边区，大约是电轨开通以后才繁盛起来的。市川的本街是和电轨平行的，还在远远的南部。在这一段街道上，走过三二十家小商店的铺面之后，由一条与电轨平行的通道向右转，走不多远再向右手的侧道转进去，又走到电轨的附近，在右手耸立着一家有楼的房屋，在这附近要算是建筑得特别讲究的，这便是那击剑的名人横田兵左卫门的住宅了。

应门的是一位年轻的童子，有十五六岁光景，他把我们接上去了，但没有接进那日本式的正室，而是引到那正室前面的一间西式布置的客厅。那儿有沙发，有地毯，有小型桌椅，壁上有油画，在前面隔着玻璃窗，还有一座布置得相当精巧的庭园。但隔着一道木屏，那外边便逼近着电轨了。

横田出来了。人很高，背有点弓。面孔瘦削，一双浓眉下的炯炯的一双黑眼，一个隆起的鹰嘴鼻，骤看去仿佛有点像高加索人。他说话却是很和蔼，说话时有一种习惯，爱把右手掩罩在嘴唇前面，就像怕有唾沫飞溅出来的那样。这个习惯，细看，是他们的家风。那开首出来应门、回头又捧茶来晋献的童子，这是横田的义子，虽然到了进中学的年龄，而却没有进中学，他说话的时候，也是把手来掩罩着嘴唇的。还有一位非常年轻而非常素朴的夫人，她捧着糖点来晋客，她说话的时候，也是把手来掩罩着嘴唇的。这习惯是一种礼节，而且还是由中国传去的礼节。我小时候读过《礼记》，记得《曲礼》上有这么的一项规定：“童子立必正方，不倾听，长者诏之则掩口而对。”这“掩口而对”虽然本是童子的礼节，但在后来是扩展成一般人的了。在我们中国这种礼节是失掉了的，就在日本一般也是不遵守的，而在这横田家，却依然还成为一种习惯。这在我虽然有点时代错误之感，但也隐隐感觉着分外的亲切。

原来这横田兵左卫门也是仙台藩的士族，他一和安娜叙起家族的历史来，他们彼此都是知道的。安娜的娘家佐藤，是仙台藩的“剑道指南番”，就是教导击剑的老师，就在她祖父的一代，都还在充任着这个职守的。当然他们是同属于一藩，而且同是士族了。日本人的封建意识保持得很牢固。他们在这族别上分别得相当严。明治维新以后，改革了封建的藩主制，在氏族上依然保持着皇族、华族、贵族、士族之分。皇族是天皇的族系，华族是皇族的近亲，贵族是旧时藩主的后裔和新封建的公侯伯子男等，士族是旧时的武士（Samurai）的子孙。名义上虽然是四族平等，但不同族之间，照例不通婚姻。在这四族之外还有平民，平民之外还有所谓新平民。这新平民是被一般人视同狗彘的。俗间的恶语称之为“Yotsu”，是“四条腿”的意思。日本社会上有所谓水平运动，便是这些新平民所组织的人权运动了。日本人对于新平民的歧视，恐怕和美国人对于黑种人的歧视相差不远。新平民事实上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门而居，可以彼此不打招呼。甚至新平民坐过的凳不愿意坐，新平民用过的碗不愿意用。这些忌避，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有点类似于不可思议的。那么新平民究竟是什么人种呢？其实和通常的日本人一点也没有区别，有的就只这社会阶层的属性而已。但在士族与平民之间的界线，是不那么严的，彼此可以通婚姻，这或许是明治维新的唯一的社会变革吧。由士族与平民可以升而为贵族，但由平民升而为士族，却是永远不可能了：因为在爵位上已经没有武士的那一个阶段。

横田赞成我们就住在市川，他很慷慨地答应照拂我们，要去和他的朋友平田检事接头。他领着我们在他的住宅附近看了一些房子，但都是很简陋的，没有合适的地方。在附近相隔只几十步的一条侧巷里面，有了一家出租的平房，很旧，只有三间房间，一间比较大，另两间都很小，而最坏的是不见阳光，但取其相隔得很近，我们便勉强把这房子订下来了。

我们当天还被横田留着吃了一顿午饭，这在日本可以说是异数的招待。在吃饭的时候，横田有一位妹子和她的丈夫从东京赶了来，他们是应了横田的邀约来和我们见面的。原来这位妹子在仙台读女子高等学校的时候，也正是安娜在教会学校读书的时候，她们彼此是知道的。这位妹子，一眼看去，便可以知道她过的是很放纵的生活，不是新式的摩登，而是旧式的糜烂。她和那位丈夫倒是十分配合的。那是不折不扣的一名日本式的流氓头子，听说他可以号召千百把人的部下，日本话所说的“子份”。他的身子是标准的日本式，矮促而粗犷，有点像一条野猪。他的姓也姓得稀奇，就叫着袋猪，日本音读为Fukuroi（虎苦罗野）。（日本人用汉字的“猪”就代表野猪，普通的家猪，他们是称为“豕”或“豚”的。）

这位袋猪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坏，但他相当客气，没有说什么话。只是说，假如有需要他的地方，他很可以帮忙。我对他是取着戒心的，心里倒暗暗地在私自庆幸，幸好这位豪杰不是住在市川。

安娜经过视察的结果，她对于市川相当满意，于是在视察后的第三天上，我们便由品川一直迁到市川来了。

横田的尽力自然是值得感谢的。经他的奔走和说项，得到平田检事的同意，以为我可以不必声张，只消和地方上的负责人接一个头便行了。平田还写了一封介绍信，把我介绍给当地的地方检事樋口（Higuchi），由横田陪伴我去见了他。他原来也是六高出身，和我是先后同学。这位樋口检事又亲自领着我们去和市川的警察局长见面，说明了我寄居的来意。日本的警察是要受检事的指挥的，普通要逮捕人或搜查人家，没有检事的传票，警察论理是不敢专擅的。经了检事亲自出马的介绍，警察局长当然是奉命唯谨，没有第二句话好说了。为孩子们进学校的事，他们也愿意帮忙。市川是有一座两级小学的，但不曾收过外国学生。为孩子们不受同学的歧视起见，他们建议不妨用他们的母姓。这是在他们官宪的同意之下作假的事情，我自己当然也同意了。

事件的进行，就这样一切都非常顺利，顺利到连自己都感觉着稀奇。这是怎么的呢？日本人怎么会这样放松我呢？平常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分，都是暗暗地受着监视的，凡是有留学生居留的地方，不怕就是在冈山或者福冈那样的乡下，都是有一两位刑士（日本的便衣警察）专门设来照管我们的。我现在已经不是学生，而是一位亡命之徒了，怎么反而这样受着优待呢？日本的统治阶级，是比以前更开明了吗？不，当时正是日本的思想统治开始走向极端反动的时候。曾经盛极一时的左翼文学运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介绍，逐渐受着摧残。特别是所谓“三一五”事件，即三月十五日对于日本共产党的大检举，就是我搬到市川来不出十天内的事。我要算是在逆流中游泳着的，而一切却是出乎意外的顺利，这不是足够稀奇的吗？

在介磐还没有离开东京的时候，有一次我到他住的寄宿舍里去，那是在早稻田大学附近，里面住着很多的中国留学生。我在他的房间里的时候，有好些同住的人也都来了，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晓得介磐就是介磐，晓得我就是我的。其中有一位突然提起了郭沫若来，有点伤感地说，不知道郭沫若到什么地方去了？另一位却毫不犹豫地回答：郭沫若是被关在南昌的监狱里的，是朱培德把他抓起来了。有一位更说已经牺牲了。我和介磐听了，只好彼此看了一下。

不久成仿吾也从国内来了，他在市川的寓里住过几天。据他说，就在那“三一五”事件之后，国内又流布过这样的谣传，以为我被日本政府递解回国，已经遭了大辟。北平的报纸上还登载了这样的消息，标题是“郭沫若成了断头之鬼”。这便激起了很多年轻朋友的悲哀，有的人还做过很长的诗来追悼过我的。

我能够不感奋吗？国内国外的年轻朋友们这样对于我关心，不是他们给予了我无上的安慰和鼓励，不是他们使我感觉着有强有力的支柱在扶持着我吗？无论在怎样环境中，你得拿出勇气和耐心来，更坚毅地生活下去。你虽然离开了祖国，离开了工作岗位，你不应该专门为全躯保妻子之计，便隐没下去的。

由于成仿吾的来，我得以详细地知道创造社的工作情形，《文化批判》一出版之后，在文化界和思想界，燃起了弥天的烽火，很热烈地受到了青年的拥护。我听了是很兴奋的，但朋友们的一种严烈的内部清算的态度，是由于我多活了几岁的关系吧，我始终认为总有点过火。我在上海时，邀请鲁迅、蒋光慈和其他朋友们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联合战线的打算，不仅完全被扬弃，反而把鲁迅作为了批判的对象，让蒋光慈也被逼和另一批朋友组织起太阳社来了。于是语丝社、太阳社、创造社，三分鼎立，构成了一个混战的局面。仿吾也开始感觉着矫枉有点过正了，他说他在动身之前，曾经提议过组织作家联盟，把分裂的局面再结合起来，抵御那可能到来的外界的压力。他这个建议我是极端赞成的，但我是身居海外的人，仿吾也要到远远的欧洲去了，我们对这建议的促成上都无能为力。——这个建议到后来——怕是在一年之后吧，是被采纳了。我当时曾经把《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捐献给联盟，把那书的版税作为联盟的基金。凡是参加过那初期活动的朋友们，对于这个小小的往事，应该还有人能够记忆吧。

仿吾的赴欧洲，也是经过了由敦贺到海参威的那条路线。他很有意思要我和他同去，我也很有意思想和他同去，但我可能吗？拖着一大家子人，不要说旅费和生活费大成问题，就是要在日本办出境证，也决不是容易的事了。

四

辩证唯物论的阐发与高扬，使它成为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后期创造社的几位朋友的努力，是有不能抹煞的业绩存在的。鲁迅自己已经很坦白而公平地说过这样的话：“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三闲集》序言）其实就是我，也是实实在在被“挤”的一个，我的向中国古代文献和历史方面的发展，一多半也就是被这几位朋友“挤”出来的。

辩证唯物论是人类的思维对于自然观察上所获得的最高的成就，那是毫无疑问的。但只是作为纯粹的方法来介绍，而且生硬地玩弄着一些不容易消化的译名和语法，反而会在这个方法的接受和运用上增加阻碍，也是容易理会的事情。中国现代化的普遍落后，连初步的科学知识，都还没有十分普及，在物质上虽然已经被外来的资本主义吮吸得几乎成了瘫痪，而在思想上却俨然横亘着一道难攻不破的万里长城。一句老话：国情不同。不是旧有的东西，不要说辩证唯物论，就是机械唯物论都是排斥着的。要使这种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广泛的接受，必须熟练地善于使用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使得一般的、尤其有成见的中国人，要感觉着这并不是外来的异物，而是泛应曲当的真理，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已经有着它的根蒂，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循着那样的规律而来。因而我的工作便主要地倾向到历史唯物论这一部门来了。我主要是想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反过来说，我也正是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这种工作的动向，虽然由于我的教养和所处的环境有以促成，但确实是经过后期创造社的朋友们的“挤”，我也愿意很坦白而公平地承认的。

东京有很多的旧书店，大抵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中国留学生最多的神田区，一个是东京帝国大学所在的本乡区。我在一天下午，就在本乡三丁目的一家旧书店里，花了六个铜板，买了一部日本版的《易经》。那是在前的水户藩的藩学读本，虽然有些日本式的句读点，差不多完全是白文。但我所需要的正是这白文，我没有多的工夫和兴趣去和前人的注疏作纠缠。这书还有一种好处；上下两册把经同传整个分开来了。这也正合乎我的需要。把这书买回家，费了六天工夫，我便写成了那篇《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后来是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篇，被收入了的。

是文章写好后的第二天，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是八月一号。吃了中饭不一会，我因感觉头痛，正面起地铺来在休息的时候，有六七个人的脚步声，气势汹汹地窜进了“玄关”（日本房屋的大门）。安娜前去应接的时候，已经有两三个人闯进房里来了。看见我在睡，一个粗糙地说：“哦，生了病吗？”我已经撑起身子来了，一眼看去，就晓得他们是便衣警察的“刑士”。那种警察虽然穿着便衣，其实也都是穿着一色的制服，不过那制服不是普通警察的形式，而是黑羽纱的西装而已。来人的一位说，他们是东京警视厅派来的，有事情要请我到东京去谈话。我知道事情不妙，然而也感觉着应该到来的一个瞬刻毕竟是到来了。我起了床，没有多说话，便答应和他们同去。当我在“玄关”穿皮靴的时候，我看见了市川的一位常见的刑士立在门外，他有点难乎为情的样子。看来这一批东京来的豪杰，是在市川的警察局里打了招呼来的；我居留市川的经过情形，他们是应该打听到了。因此安娜一方面在和他们分辩，想阻止我去，又想和我同去。我把她劝止了。我说：即使有问题，断不会枪毙我的，还是和孩子们留在家里的好。

上了电车，跟我的却只剩下一个刑士。大约他们看见我没有拒捕的情势，是放了心的吧？电车在过江户川的铁路的时候，那个刑士在旁边突然和我打起话来。他称赞我的日本话很到家，简直和日本人差不多；又恭维我对于东京的地理很熟悉。他的意思我是懂得的。我想起了初到市川访问横田时，村松告诉我的话：像这样交界的地方，出了刑事案件是最麻烦的。哼，好家伙，你在把我当成罪犯啦！天理良心，我熟悉什么东京地理呢？但我没有理会他。

到了东京，被引到日本桥区的警察局。为什么要引到这里呢？上楼，引进一间长方形的房间，当中放着一条餐桌，是会议室的布置。在餐桌的那一端，坐着一位脸色苍白的绅士，刑士前去和他打了一番耳语。他们叫我在一边坐下，便一同走进侧室里去了。不一会，他们又走出来了。苍白绅士仍然坐在先前坐过的位子，我坐在他的右侧，和我同来的刑士坐在我的对面。他们开始审问起我来了。

我却先问了那绅士的身份，旁边的刑士代替他表白：是警视厅的外事课长。（姓名，对不住，我已经忘记了。他是东京帝大的法学士，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课长的神气相当俨然，他用第二人称“Kimi”称呼我——多谢他还没有用到“Omai”。日本话的第二人称是有等级的，尊敬你时称为“Anada”，鄙视你时称为“Omal”（有时也是爱称），平等视时称为“Kimi”。（学生彼此间多用之。）但我们初次见面，他不用敬称而用这种平等的称谓，其实也就是鄙视了，因而我也就“Kimi”了他。

他问得很详细，问了我的履历，还问到安娜的履历，这是没有什么不可以告人的，我一一都告诉了。

问到我来日本的经过，我也一一告诉了。

他只抓着我的一点，问我为什么要假名为吴诚？这不证明我有什么秘密的使命，企图瞒过日本的警宪吗？

其实这是无关痛痒的，我要用假名是备上船时瞒过上海的警宪，并不是对于日本有所企图。我住在市川，虽然没有公开用我自己的本名，但都是经过了检事和警察局的同意。到了日本以来快半年，我也没有做过对于日本不利的丝毫的活动。总之，我是坦然的。

苛烈地反反复复地问，问，问了我足足有三个钟头。天渐渐黑下来了，问的人似乎也有点烦腻了，两个人又退进侧室里去了。这次出来的就只有刑士一个人，他要我跟着他走，我满以为大概可以自由了。刑士把我引下了楼，但不朝大门走，而是领着我向相反的方向走。我知道，他是要拘留我了。哼，随你去吧！果然，他把我引到黑洞洞的一个角落里，交给了守着一道小门的两位警察，刑士各自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