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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着东海（第2页）

斑疹伤寒是靠着虱子传染的。我们虽然住在一楼一底的弄堂房子里，但我们比较爱洁净，周围的日本人也是比较爱洁净的，无论怎样不至于生出虱子来。这虱子的来源，毫无疑问，是桂博士和花子夫人在几天的船上生活中，由船上带了下来的。花子夫人早在船上受了传染，而我又受了她的传染的传染，就这样，我们虽然隔着一个东海，却差不多同时害了同样的病，而她是死了，我是活下来了。再补充一点医学知识吧，斑疹伤寒的潜伏期，是有十天到十四天的间隔的，算起花子夫人留宿在我们家里的日期，和我们发病的时期来，恰恰合拍。

我的生命虽然留下来了，但我也失掉了很重要的一些东西。我的两只耳朵，在十七岁时，得过一次肠伤寒，已经是有些重听的，再经这一次的斑疹伤寒，在大病初愈时，差不多把听觉完全失掉了。但这还是小事，而更重要的，便是我一家人失掉了赴苏联的机会。

苏联的船是十二月十二日开出的。那天最后的通知虽然来了，但正是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安娜后来告诉我，假使我在这之前死了，她都是决心把孩子们带去了的，但我却没有死。

真是一个大遗憾！一个偶然的因素，可以影响人的一生一世，甚至于一家一族。我时常在这样作想，假使我不发病，我当然决不会有此后十年间陷在日本的局促的生活。更假使发病得迟几天，我已经上了船，由于海浪的颠簸及车船的劳顿，我可能死在旅途上。但我的儿女，是过着了别一种生活的。这不真正是命运在作弄人吗？

自然我是不相信命运的，但这一偶然的拨弄，怎么说的好呢？它确确实实地影响了我，乃至一小簇人的半生。

二

大病新愈，但我也赢得了一番新生的欢喜。“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尽管是无足重轻的生命，留下了总还是有用处的，我自然该得欢喜。但这欢喜不单是心理上的感觉，而是在生理上也好像更始一新了的一样。大约是由于久病中的绝食，和病愈后的严格的食物限制的缘故吧，口味非常的清恬，情趣也非常的明朗。短期间，我差不多什么忧虑都一扫而空了。

在恢复期中，有过失眠的现象发生，继续了差不多有两个礼拜光景。白日黑晚躺在**，丝毫的睡意也没有。头脑非常的清醒，而且一点也不感觉疲倦，一点也不感觉焦躁。诗的感兴，倒连续地涌出了。不，不是涌出，而像从外边侵袭来的那样。我睡在**，把一册抄本放在枕下，一有诗兴，立即拿着一支铅笔来纪录，公然也就录成了一个集子。那便是曾经出版而且遭过禁止的《恢复》了。像那样受着诗兴的连续不断的侵袭，我平生只有过三次。一次是五四前后收在《女神》里面的那些作品的产生，一次是写《瓶》的时候，再一次便是这《恢复》的写出了。但这写《恢复》时比前两次是更加清醒的。

随着身体的渐渐恢复，睡眠也渐渐恢复了，一切的生活都渐渐恢复了病前的原状。但诗兴消失了，而焦虑却逐渐地跑来代替了它。苏联是去不成了，祖国是不能待的，往那儿跑呢？最值得焦虑的，是拖着一位日本夫人和四个小儿女。大的一个儿子已经九岁了，超过了入小学的年龄已经三年。第二个儿子也七岁了，已经到了入学的年龄。这些尤其是使他们的母亲焦急的一件事。我因为在外边奔跑，长期地离开了他们。他们住的地方也不曾固定下去，上海、广州、武汉、上海，不断地在转徙，住得最久的地方，也不过一年光景而已。他们平时是很少同中国的小朋友们接触的，虽然请了家庭教师，也没收到多么大的效果，他们的中国话实在懂得很有限。这怎么办呢？这在他们母亲的份上，自然是很想带着他们回日本去了。这里是我的一个苦闷。日本我是不甘心去的，但为儿女们着想，我又不能不去。在当时我可能走的，似乎也就只有这一条路了。假使有钱，跑欧美自然也可以，但这谈何容易！即使弄得到护照，弄得到路费，向欧美跑去了，将来的生活怎样呢？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家人的问题呀！我为这，逐渐逐渐地感受沉重的苦闷了。有的朋友劝我一个人离开，把家眷留在上海。有的朋友又劝我一个人留在上海，把家眷送往日本。但两者都有困难，孩子们太多又太小了，安娜又是日本人。结果还是决定了全家都到日本去的路。

作了那样的决定，已经是一九二八年的二月下旬了。虽然还软弱得一点，但我已经能走路了。我应该感谢成仿吾和创造社的其他的朋友们，是他们经过商量的结果，在我赴日之后，每个月送我一百元的生活费。当时的一元约略抵日本的一圆，虽不能算是怎样的丰裕，但也不能够说是怎样的菲薄了。好，到日本去吧！路是人走出来的，自己的路尤其要自己去走！

在当时要往日本是很容易的事，不要护照，也不要任何人的允许，只要你买一张船票，便随时随地都可以让你登陆。问题倒是在上海上船的时候了。一家人同船走吧，人太多，容易被人注意到。弄得不好，在码头上便会被人扣留。同船是不行的，只好分开。我一个人乘一只日本邮船，赴神户登陆。让安娜带着四个儿女，乘上海和长崎间的联络船，由长崎登陆，再改乘火车到神户聚齐。乘联络船是要快些的，只须一天一夜便可以到长崎，再由长崎乘火车，那比起轮船来更要快了。因此假使同日乘船，安娜们是会先到神户的，到了神户，在轮船码头上便容易接着我了。

上船的日期，是二月二十四日。但在上船的头一天晚上，却小小地起了一点风波。有朋友来报告，据说当时的龙华司令部，已经打听到了我住的地址，窦乐安路是属于越界筑路的范围，当天晚上，要准备来拿人了。于是乎匆匆忙忙地便和仿吾两个人跑到内山书店，由内山完造老板又把我引到一家日本人的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在汇山码头上船的时候，送行的也只有内山老板一人。我真个是孤孤单单地离开了我很不情愿离开的祖国。祖国并不是不需要我，然而我却不能不离开了。在开船的时候，我望着沉默着的祖国，潸潸地流下了眼泪。

买船票的时候，我用的是假名吴诚，南昌大学的教授，目的是在东京考察教育。因此我就一个人待在吴诚的舱房里，连饮食都是叫佣人搬进舱里来吃的。一直待了三天。

三天后的上午，到达了神户。下船的时候，既无护照须验，也没有行李待查，虽然有新闻记者来探听消息，他们看见吴诚既非知名之士，自然也就很容易滑过了。我是第一个下船的客人，在码头上很快地便和安娜见了面。

安娜和四个孩子比我早到了半天，落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座名叫花屋的小旅馆里面。她打听到了轮船到码头的时刻，便把孩子们寄放着，到码头来迎接着我。我们在花屋聚齐，就在当天下午又乘火车往东京。

往东京，落在什么地方呢？

我在一九一四年的正月初到日本的时候，在东京学习日本话，费了半年的工夫。那年的六月，考上了东京的第一高等学校为中国留学生特设的预科，在学的期间又是一年。这一年半是我在东京住得最长的时期，以后便被分配到乡下去了。高等学校的本科三年，是在日本的西部冈山（Okayama）的第六高等里面度过了的。医科大学是九州岛上福冈市（fukuoka）的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在这儿前后住了五年。东京，在我是比较生疏的地方，我在那儿没有什么朋友，无论中国人或者日本人。就有，也经过多年的离别，不知道他们的住处了。

我和安娜最初的相遇是在东京，那是一九一六年的暑间，我已经把第六高等的一年级读完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得了肺病，在美国人办的东京的京桥医院里治疗，我趁着暑假，由冈山往东京去看他。那时候，安娜在那医院里服务。她本是仙台（Sendai）人，才从教会学校里毕业，到东京想学习产科的。我们偶然地在那儿会面了，因而相爱，在那年的年底便在冈山同居。因此，安娜在东京也还没有住上一年，她在东京，一样也是没有朋友的。她有一位姨母住在横滨，在从事教育工作，但也不好去投奔那门亲戚：因为安娜和我的结合，根本是没有征求过她的家族的同意的。

现在一家人作了亡命客，要到东京，究竟投奔什么地方呢？假使我们有多的钱，落在旅馆里，慢慢再相宅定居，那是不成问题的。但我们哪有那样多的钱？假使是一个人还好说话，而无奈又是一家六口。

这些早就苦恼过我们，但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已经在火车的三等车中颠簸着了，安娜才好像突然得到一个天来的灵感一样，很高兴地告诉我：我们决定去投奔桂毓泰博士的花子夫人的娘家。

花子夫人虽然死了，她和安娜的情谊很深，她的娘家当然是知道我们的。她的两老还存在，父亲是一位木匠师傅，还有一位年轻的兄弟，在住着庆应义塾的大学部。那当然是中等以下的人家了，据说在兼营着“贷间”的副业——把剩余的房间来租给学生，连带着供给食膳，是一种变相的小规模的旅店。唯其是这样的人家，最好作为我们的投奔的对象，我也很乐意地表示了同意。

斋藤家是在东京西南部的品川区（Hinagawa），接近郊外的地带，我们便在离中心车站的东京驿两个车站前的品川驿下了车。那只是东京的一个小侧门，大约是三等车站吧，下车的人是寥寥无几的。下了车，在这里当然是没有一个迎接的人，便雇了一乘“圆托”——在街头招揽乘客的小汽车（Taxi），一趟大率一圆钱——连人带行李，一直开到斋藤家去。

这样出乎意外的不速之客，却受着了真正是由衷而出的恳切的欢迎。两位老人都是上了六十岁的年龄了，非常朴素，而且也非常忠厚。家是东京大地震（一九二三）后新建的，屋顶虽是洋铁皮，倒也还不怎么简陋。屋前还附了个小小的庭园，有些花木和石凳之类。的确是在兼营着“贷间”，住着好几位中国留学生。家里没有佣人，一切炊爨洒扫，就由花子夫人的那位老母亲一个人在担任。

安娜到了这样的人家，她是很高兴的。她感觉着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娘家。斋藤老母接待着我们，也没有感觉着什么累赘，看那情形她也好像感觉着她的花子女儿是复活转来了。你看她不是一面在欢喜，一面又在揩眼泪吗？

家里已经没有空的房间了，但那几位留学生对于我们，也特别表示欢迎，他们特地空了一间出来，集中到另外一间去了。他们也很关心我，要我暂时不要声张，免得引起日本警察的注意。他们说，日本人是把我当成要人看待的，恐怕不一定让我久住。

接着来的，当然也就是这能不能居留的问题了。我自己事实上是一名“政治犯”，东京是不是肯容许我？我是公开出来，还是长久地隐藏下去？假使东京不能容许我，那我便得及早离开。这些琐碎而又闷人的问题，我又不能不找一个可以商量的对手了。

找谁呢？

我记起来了。有一位大众文学的作家，名字叫村松梢风（Muramatsu　Shofu）的。在北伐前，由内山老板的介绍，在上海曾经有过一段的交游。他在编辑着一种大众文学性的杂志《骚人》（Sōjin）。那骚人社的地址，是标记杂志上的，在任何小书店的店头。一查便可以知道。我查到了，是在神田区饭田町。因此我和安娜两人，便在到东京后的第二天，去访问村松。

日本的所谓大众文学，导源于我国明清两代的章回小说，那是充分带有封建性的东西。写这种作品的作家，当然也就是封建性的人物。这种人向坏的一方面充分发展，便成为流氓，成为浪人，成为黑龙会的骨干。但有的也有好的一方面的属性，便是人情味浓厚，社会性广泛，这便结合成为他们所标榜的侠义性。村松梢风似乎是具有着这好的属性的人。

他在他的办事室里，很诚恳地接受着我们的突然的访问。一切的问题差不多都不等你向他开口，而他凭他那富有人情味的了解力，便这样那样的先替你想到了。

他说，娓娓婉婉地说：你们这次来，当然是以孩子为本位的，主要是为的孩子们的养育。那么最好是不要住在东京。但也不好离开东京太远，最好在东京附近的乡下，找一个半永久性的住家，一方面适宜于孩子们的健康，一方面也适宜于写作生活。文人不写作是不能生活的，住在东京，不仅于孩子们不宜，于写作也不宜，而且生活费太贵了。

因此，他就想到他的一位朋友，名字叫横田兵左卫门（Yokoda　Haizayemon），他是住在江户川（Edo-gawa）的彼岸，一个小市镇市川（Ichikawa）的。那市川虽然属于千叶县（），但和东京仅一衣带水之隔，有电车火车直达东京，要不上半个钟头，便可以到达东京的中心地带。

还有是，他继续着他的话题，那横田兵左卫门是一位富于侠义性的人，他是击剑的名手。据说击剑家要练到两个手背上的指关节都起茧，那是不容易的，而横田就是这样有茧的人。他的交游很广，值得注意的，是东京的思想检事的首席（便是检查所谓“思想犯”的头子）平田熏（Hirada　Kaoru）是横田的同学，公开不公开，或允住不允住的问题，由横田间接先征求平田的同意，那就很容易得到解决了。

村松是一位瘦削而孱弱的人，年龄比我大些，但恐怕也大不了许多。戴着一付玳瑁框的老光镜，配着那黝黑色的面孔，复着前额的剪成了流海式的头发，沉着气在那儿悠徐地说，真好像就是娓婉的化身那样，于老成持重之中，露着一脉的幽默感。

他也说到要我把北伐中的经过写出来，逐一地登在他的《骚人》杂志上。我自己要用日本文来写文学作品，是没有充分的把握的，即使有吧，我和村松不同的，是我还感觉着具有充分的矜持。我的文章要登在封建性的刊物上，会是两来都不适宜的。

结论还是在解决目前的问题，我们同意了他的去访问横田兵左卫门的提议。等他先向横田通信，把这意思说明了，得到回信之后，再约定日期同去访问。我们对于他的访问，也就作了一个愉快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