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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着东海(第4页)

检验停当了,看守指着进门左手的一间小房,要我进去拿睡的东西。我在踌躇着,倒是一位警察替我取了两床军用毯来,塞在我的手里了。是棉制的。

警察退出门去了。看守走出他的圈域来,把我带到右侧的第三号的监房门前,他把锁开开,一手推着门,一手把我推进门去,向房里面的人打着招呼:

——Hagematsu tanomu!(秃松,麻烦你!)

房里挂着日本式的绿色蚊帐,从蚊帐里有人答应了一声。门在后面关上,又上了锁。

秃松从帐子里面伸出了一个头来,是秃的。他低声地说:“Dozo, dozo(请,请)!”一面把自己垫的毯子折成双叠,向里面推,替我留出空位来。他看我在踌躇,便索性从我手中把毯子接过去替我面好了。不断地比着手势要我睡下去,我也勉强照着他的指示睡下去了。我直觉到他是没有恶意的。

有生以来受到第一次屈辱遭遇,在我当然是不习惯的。我有点朦胧,也有点兴奋,更有点愤慨,情绪很复杂,说不出所以然。

监房是长条形,广可六尺,深可一丈。左右两壁是砖墙,前后两面是铁窗。面积刚好够睡两个人。照我进拘留所时的一瞥,这样的监房,共有二十间光景,左右各十间,是两两对称着的。中间有一道木屏挡着,使相对称的监房里的人,不能够相望。

在毯子上睡着,倒还好,并没有什么臭味。臭虫、虱子之类,似乎也没有。我静静地睡着,怕触着旁边的秃松,但却怎么也不能睡熟。我首先担心的就是市川家里的情形,安娜和儿女们不晓得怎样了?日本人到底要把我怎样呢?把我移交给中国政府吗,或者把我驱逐出境?一面先通知中国,等我一上岸便被捕吗?再不,把我正式丢监?把我不明不白地暗害?……这些问题,很执扭地来纠缠着,确实不是我在想,而是它们自己来。一个脑子就像饮茶过多了的一样,愈来愈是清醒,是一种不愉快的烦恼的清醒。头却一点也不痛了。还是暑天啦,然而夜却是特别的长。睡在旁边的秃松的鼾声,时而像闷雷一样,在那沉闷而燠热的空气中,有规律地吼着。别的监房里,也有吼着鼾声的。

眼泪涔了出来,不是我想哭,而是眼泪自己来。整个中国睡在那个狭隘的监牢里,整个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人民,都睡在那个狭隘的监牢里了。

睁着一双眼睛,整夜没有睡。唯一的希望是赶快天亮。好不容易发亮的天,到头也还是亮了。

大概是五点钟的时刻了,我忍耐不过,轻轻地坐起了身来。那晓得睡得稳稳的秃松,他也一翻身起来了。我向他道歉:对不住,把你惊扰了。

——不,他摇着手。很迅速地便叠好毯子,把蚊帐也拿下来叠好了,并且还把我的毯子也帮忙叠在一道。

这秃松是一位矮个子,面孔呈着古铜色,虽然已经是五十以上的人,却显得很精干。他姓松井(Matsui),因为头是秃的,所以便被人叫着秃松。他知道我昨晚上没有睡熟,他很鼓励我,叫我把心放宽。把两手在心口上摩一摩,又坦开来。

在拘留所里原来是不准人说话的,说话时只好放低声音,或者比手势。我的两耳重听,有时秃松的声音说得大些,于是看守便立刻怒骂起来了。

六点钟的时候,看守来开监门,把人放出去洗脸和大小便,有三十分钟的时间。便所和盥洗所都是附设在拘留所里的。这是一天中唯一的一次开放。过了时刻,又依然关进房里。放出是挨着号数的。

我出监房门的时候,瞥见左手的邻室里关着一位青年,脸色惨白,头发已经有两寸多长了。看那情形像是一位大学生,关了怕已经有两三个月了。我断定他一定是一位左翼分子。

又被关进房里之后,不一会,从房门下的一个四方形的狗洞里,送进了两匣饭来。秃松很有精神地把饭移过来,劝我和他一同吃。饭是黝黑的,似乎有点发酸了,菜是两片风萝卜。我在昨晚上虽然不曾用饭,但一点也不感觉饿。秃松尽力地鼓励我,要我吃,他说身体要紧。我也只得勉强地吃了几口。

房间里,只面着一张日本式的草席“塔塔弥”,靠里窗的一段是木板。两个人就像一对猩猩一样,蟠着脚,凭着墙,坐在那草席上面。秃松的精神很好,他是很泰然的。同他住了半天,我得到了很多的经验。

据他说,我的情形是很轻的,只是普通的拘留,一个对时。他是检束,检束就要关二十一天。他已经在那里关了十天了。

他是一位做米生意的人,但为什么被关,他却没有说。他说那日本桥的拘留所,在东京要算是最上等的了。言下表示着他自己也是上等人的那种神气。有些下等的地方,一间这样窄的房间里面,要关二三十个人,那是等于火柴匣一样的,不用说,连坐都坐不下。据我看来,他可算得是一位老资格,似乎东京市内所有的拘留所,他都是住过的。

他想尽了种种的话来安慰、鼓励我,我真是出乎意外地,在这儿遇着这样的一位好人。这样的一位好人在东京却是“常习犯”,把东京的拘留所都是住遍了的。

在十一点钟的时候,看守来提我,要我出去。秃松表示着向我庆贺的意思,在他认为我是可以自由了。我向他告了别。

在拘留所的门口,看守把昨晚搜查去的东西又交还了我。我被门外的警察领导着,又从昨晚上走过的原路走上楼去。依然是受过审问的那一间会议室。这一次外事课的课长没有来,代替他的是一位胖子,很有点和袁世凯相像。另外的一位,是昨天送我来的那个刑士。他们又开始审问我起来,但和昨天所问的并没有两样。

提出了些新的问题,问我认不认识钱亦石(就是钱介磐的改名),我答应认识。问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他在东京。问他的住址,我也把住址告诉了他。袁世凯把他的手册取出来对了一下,没有再问了。但那时候,钱亦石已经老早到了海参威了。

他又问到成仿吾,我揣想到仿吾给我的一封信,是被他们搜查了去的。那是一封很长的信,怕有三四千字。仿吾由敦贺港渡过海参威,经由西比利亚铁路,一直经过莫斯科,到了柏林。他从柏林把他沿途的所见所闻,很详细地写给了我。那时苏联的革命成功才仅仅十年,旧俄时代的一些不好的风俗习惯,还多分地保留着,仿吾也就很不客气地加以一些批评。这信落在了他们的手里,是一件很可惜的事,然而对于我的现状却是很有利的。日本人所高兴的就和今天的美国人一样,是你肯批评苏联,只要你肯批评苏联,那你就好像减少了危险性了。我因而也把成仿吾的详细的情形告诉了。

问了有一个钟头的光景,他们替我叫了一客西餐来请我吃。我肚子实在有点饿了,便放怀地吃了。我吃了,要付钱的时候,他们说是请客,我倒完全出乎意外了。但我委实也高兴了起来,今天总算可以自由了。

饭吃过了,那位袁世凯先走,又由刑士把我引下楼去,再度出乎意外地依然把我引进了拘留所。

进拘留所后,照例又是昨天的那一套,看守又把我关进了秃松的那间房里。秃松这一次倒显出诧异了。他等看守去远了,又偷偷地问我出去后的情形。等他听完之后,他开始发起愁来了。他说:这事情有点蹊跷,可能你会受长期的拘留的。

他告诉我:照日本的法律,被拘留只有二十四小时。因为假使有罪,二十四小时之内便该起诉。但日本的警察,却可以有办法永远拘留你。那便是每天把你引出拘留所一次,引出后再把你引进来,那又算是第二次的拘留了。就这样像猫儿吃老鼠一样玩弄,让你连续地被拘留,永远不会超过二十四小时。

在我被引出去的时候,我越过木屏看见了对室里面的一位熟人。那是小原荣次郎(Obara Eijro),是内山完造的一位很好的朋友。他开了一座商店,就在那日本桥警察局的对面,叫京华堂,贩卖些中国杂货和中国的兰草。他早年和内山老板一样,也在中国境内做过小贩。他是在东京与上海之间时来时往的。(鲁迅的《集外集》里面有一首《送O。E。君携兰归国》的诗,便是这个人了。)我到日本后,创造社每月送我的生活费,是由小原划拨的。创造社把钱交给内山,小原在东京把钱交给我,因此我们便常有往来。

这是使我费解的事,是我连累了小原的吗?连小原都被连累,那连累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了。

我已经没有昨天那样兴奋了,这或许是习惯了的缘故吧。我索性死了心,管他妈的,就让他永远拘留。

1947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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