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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蒋介石以后（第3页）

我第二次到南昌只住了四天，但这四天的生活比从前四个月的生活还要值得令人留念。我所忘不了的是南昌的奋不顾身为革命努力的同志们，我所忘不了的是玉阶夫妇的殷勤的款待。玉阶家里还有一位女同志，是一位很带几分男性的青年，她姓什么，名什么，是玉阶的什么人，我都不知道。我只晓得她也是四川人，是从广东才回来的，而且她还能喝酒。有一天她要和我喝酒，可惜没有白兰地，便没有喝成。听说她是能喝一瓶白兰地的。有甚么机会再到南昌的时候，再和她拼醉一次吧。

五

满腔高兴却被一盆冷水淋头，我们第二次回到九江，外面的形势与前一次所传说的完全不同了。

第二次回到九江是第七师的政治部主任吴缉熙同志送我的。坐的是总司令部职员的专车。他们也是逃难，我们也是逃难，但他们是公开地逃难。我们几个人关在一间公事车里，一点都不敢露头面。回到九江来才知道中央那时并没有免蒋介石的职。不但没有免职，而且还任他为第一集团军的总司令，中央所取的策略依然是和他妥协的。

在朱军长处又看到蒋的好几通电报，说是“汪先生（兆铭，精卫）①已抵沪，并且晤谈几次，党务已有办法，不致分裂”云云。这更使我们失望。我们觉得蒋的策略也还是要和中央妥协，他这样一来可以缓和反蒋的空气，而且分散反蒋的战线。

我是三号到九江，当晚又接着邓主任（演达）的一封电报，说是上海方面财政、外交及一切政治工作的进行，指导需人，而我们才滞留江西，使他不胜愕异。这样一来，我简直是进退维谷了。在当初我尚未公开反蒋之前，要与蒋虚与委蛇，也还可以勉强敷衍。但现在既已公开反蒋，我怎么能够再去继续从前的工作呢？我从九江遣辛焕文同志等回武汉的时候已经写过一封信给邓主任，表明了我自己的态度，并且已经申明，我一到九江便要公布蒋的罪状。而邓主任的来电，却反转责备我，这是使我十分诧异的。

三号的晚上本来有一只英国的商船到上海，遣回武汉的同志中有四个人在船上，到九江来见了我。我见了辛焕文的信，传达邓主任的意思，仍然是要我火速赴沪。我也就下了决心到上海去。但是朱培德军长以及其他的同志们都劝阻我，以为我去是自投罗网，毫无意义。中央要叫我去，是因为不知道我已经发表了反蒋的文章；我无论如何是应该先回武汉一次，请示行止。我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因此在三号的晚上，也就没有上船。

江西的省政府委员和省党部的筹备员也是三号到九江的。九江的民众在四号开会欢迎。四号的上午我替省政府草了一篇宣言，正午的时候，朱培德军长和其他的同志都出去赴欢迎会去了，我一个人留在三军司令部里。一间宏敞的会客室里面，沿壁都摆着行军床和军用文具。一架紫檀木的大钟放在正中的桌上，机器坏了，死沉沉地已经失掉了运动的作用。时间好像是凝固了的一样。我的寡白的烦闷形成了下面的一段日记：

革命的悲剧，大概是要发生了。总觉得有种螳臂当车的感觉。此次的结果或许是使我永远成为文学家的机缘，但我要反抗到底。革命的职业可以罢免，革命的精神是不能罢免的。我的路径已经是明了了，只有出于辞职的一途。始终是一个工具，但好在是被用在正途上的工具。我当然没有悲愤，结果是我太幼稚了。别的同志们都还幼稚，多视我为转移，而我自己也太幼稚了。种种的凑巧与不凑巧凑成了现在的局面。我好像从革命的怒潮中已被抛撇到一个无人的荒岛上。

一个人坐在客厅里面，冷清清地在日记本上写出了这一段感想。

悲剧的形成就在两个大势力的竞争的纠葛里面，一个私人的破产，而且是正不敌邪。一个人在团体的活动里面的时候，他可以忘却一切。团体的意志就是他个人的意志，团体就好像绝大的洪炉，把一切的个人都融成一片了。但从洪炉中突然迸出一个火星子出来的时候，这个火星子的命运是只有感着孤独而且渐就死灭的。孤独就是个人意识的抬头，渐就死灭就是执着个人意识的开始。我当时就好像成了这样的一个火星子。

六

在九江等船回武汉，但是四号没船，五号也没船。五号的清晨朱军长和其他同志们回南昌，就好像凯旋将军一样，自己愈觉得无聊。这样的生活过了一天就好像过了一年。在这样的时候，谁个都会发生一种幼稚的感想的，那就是想飞。但是你哪里飞得动呢？

好了，五号的下午，三北公司有一只上水船到九江来了，船名叫“凤浦”。这是我们可以飞的时候了。我便和第三军的马顾问一同上船。马顾问假充一个德国的新闻记者名叫马奕尔，我便假充他的翻译。上了船去，船上所载的货物是很多的，而码头工人不做夜工，恐怕要到七号才能卸完货物开船。这是再难令人忍耐的，我便和船上的买办商量。

我说：“有什么办法可以早开船？”

买办说：“工人老爷不做工有什么办法？”

我说：“假使我们去找码头工人做夜工，你高兴不高兴？”

他说：“只要你有那样的本事，哪个不高兴！”

我到这时候，才把我的名片拿出来，写了一封信给九江总工会，请他们设法动员码头工人破例做一次夜工。我本来也存的万一的希望，以为为个人的利便便破坏一次成例，总怕办不到。但不料我的信去便立地生了效，这把船上的买办骇得五体投地了。他把我特别请到最上层的船长室里去，拿出了上好的雪茄、上好的苏打饼干、上好的咖啡，而且还有上好的恭维话。他不仅恭维我，而且恭维起我们一切的工友来了，其实他在二三分钟前还在骂工友们的跋扈的。

——“郭某强过蒋介石，蒋介石深怕工友们罢工，郭某一封信去便可以请工人上工。”

其实这那里是我的力量，这是工友们为革命利益而牺牲一切的精神的表现！一切资本家们，一切的买办阶级们，一切的自命为革命的领袖们，你们看工友们是何等有纪律！何等富于牺牲精神呀！你们自己疑神疑鬼，把工友们看得来就和三头六臂的恶魔一样，你们把镜子来照照你们自己吧！三头六臂的恶魔，是你们自己的投影呀！

因为有这样的关系，船上的人都晓得我已经上了船了。船到武汉的时候，武汉方面也传说我已经回来了。就在十四、十五那两天，我正在上海的时候，上海方面的报纸也传说我回了武汉，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烟幕。九江的工友们哟，我深深地感谢你们！

不消说我那回并没有回武汉来。工友们正在做夜工的时候，辛焕文同志率领着许多赴下游工作的同志，坐着原来的差船，又从武汉来到九江了。他会见了我，传达了中央的意思仍然叫我赶赴下游。我问他关于安庆的事和我公开反蒋的事，是否已经向邓主任说明，他说是说明过，邓主任说的“工作很难做的地方，尤其是急于要求做工作”。好，我是只有服从命令了。我又转换了我的方向，从“凤浦”号下到小差船，由九江赶赴下游。

我已经发表了反蒋的文章还要跑到上海去，有许多同志不能了解。有的以为我很勇敢，还想到上海去拚一条老命。其实我哪里有那样的勇气，我之所以赶赴上海，只是如像陈嘉谟、刘玉春、岳思寅、张凤岐一样，我是“服从命令”罢了。

我三号到九江的时候，当晚就有电给择生，说我已公开反蒋，如中央与我不合，我决不愿赴沪，甘受处分。择生曾有三通电报催我回来，但我一通都没有接到，我所接到的只是辛焕文同志传述的一番话。后来我才知道辛焕文同志回武汉只见过邓主任一面。

我们是六号的清早才离开九江的，八号的上午十一时到达南京。在船上的几天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可以记述，只是风太大，船太小，小船在狂涛恶浪中簸**，这几日的行船大有航海的苦味。在船上还读过一些《狂飙》——是一位宣传员带的书籍——中有长虹先生者骂我“浮夸骄傲”，我觉得颇中肯綮。不过骂我为“浮夸骄傲”的长虹先生也好像不见得沉着谦恭。我们是同病相怜的人呀。然而浮夸骄傲，我觉得，比沉着谦恭倒还要好一点。我们的东方文化就是过于沉着谦恭了。自己的老婆总是“拙荆”，自己的儿子总是“豚儿”，自己的家乡总是“贱地”，自己的祖国总是“敝邦”，自己的面皮总是屁股。我是不愿意把自己的面皮当成屁股的，也不愿意把别人的屁股当成面皮——喂呀，太“赤化”了！太“赤化”了！再写一点文雅的东西吧。

风太大，船太小，

在狂涛恶浪的当中，

船儿不能进行了。

日本的兵船，日本的商船，

一只只赶赴上游，

怕是要去威胁武汉。

长江的气魄，

伟大的民族灵魂，

一片赤色的洪涛涤**乾坤。

风哟，你能摇动我的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