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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蒋介石以后（第2页）

最令人着急的，是二十六的那一天。

那天有一只兵舰开来，朱一民发出一个通告，要总部各部处的人全体准备出发赴南京，这时候真令人两难。同去呢，不仅工作做不动，且又陷入老蒋的虎口之中。不去呢，老蒋立地就晓得我们是反他的，他一封电报给陈调元或者其他的任何青红帮的首领，都可以囚禁我们，甚至致我们于死地。幸好一只兵船载不下总部全部人员，我们等他们各部处的行李、人员都上了船，朱一民也上了船，船快要开的时候，才派辛焕文同志去问一民说，我们有几十担宣传品和几十名人员，该安置在哪里；一民说没有地方安置。我们便叫他们先走，随后另外弄一只差船赶去，于是便闪过了这一重难关。我们和老蒋以及他的爪牙，便全部脱离了。

安庆非可久居之地，青红帮已与我们为仇，随时都可以袭击我们。我从二十六号起已经改了装，移住于城外候船，但是船是始终没有的。一直等到二十八的一天，杨正宗同志领导着南昌留守的人员，坐了一只差船来到安庆，我们才遇见了一个救星，一个意外的救星。

我们离开南昌的时候，留了一部分同志在后方留守。我们所担心的便是这一部分人，怕的是我们与蒋脱离了关系，他们会不能走脱。亏得杨正宗同志也是善于“做上层工作”的人，他竟把总部留守的张群瞒过，能够公开地带领着全部人员出发。他们不仅是做了我们的救星，而且给了我们无上的安慰。我们在安庆江边重逢的时候，真是如在梦里了。

二十八日全体同志都上了船，我们是决计到上海去的。因为船上没有灯也没有旗号，便派人到第八师去接洽。快要到午后两点钟的时候，派去的人还没有回来，朱克靖同志和他的夫人来了。

克靖是第三军的政治部主任，他是从武昌来的。过九江时船没有停，便一直把他拖到安庆来了。他把武汉的情形告诉了我，说是中央已有坚确的决心一定要罢免蒋介石。同时他是负有重要的使命到九江去报告朱培德军长的，他要求我们把船送他回九江去。往返九江也不过三两天的工夫，再加上海方面我已经派了十个同志去做工作，那方面也还有许多重要的人可以指挥一切，所以我就决计送他回九江。

三

那时九江在形式上还是反动势力的下边。我们到九江是三月二十九号，国际工人代表团也是在同一天到的。

到了九江，我同克靖便去见朱培德军长。我把安庆的情形报告了他，朱军长显得很有决心，也像很有计划。他当天便发出了命令，把当涂的第九师团调回，集中安庆。南浔铁路沿线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了第三军的势力范围。江西方面蒋介石的残部是很惊惶失措的，不过他们依然还在蠢动。同时就在我们到达九江的一天，我们还得着一个顶快心的消息，那就是中央在三月二十三号已经罢免了蒋介石的职权。那时候我们真是高兴，以为从此长江下游更是不成问题了。朱军长及其他同志们劝我在江西再做一番工作，我也觉得还有到南昌去一次的必要，因为一切的通信机关都被蒋介石封锁了，安庆“三·二三”惨案，连相隔仅仅几点钟水程的九江竟连一点风影都不知道。我觉得应该趁着这个时候，把蒋的罪状宣布出来。所以我便把部里的人除掉少数人留在九江之外，统统遣回了武汉，我的意思是要他们回来报告消息的。我于三月三十日便同克靖同志同赴南昌。

南浔铁路的检查是很严密的，我们所有的行车都经过了检查，我假充为第三军的一个参谋，姓高名叫浩然。

南浔铁路沿线的春光是很明媚的，仅仅离开了两个礼拜的江西，已经成了一片锦绣的世界。四处的桃花都在开放，杨柳已经转青了，一片金黄的菜花敷陈在四处的田亩上，活活的青水流绕着沿线的溪流，清脆的鸟声不断地在晴空中清啭。这些亲切可人的自然，对于两礼拜来日日焦头烂额的我，不免更觉亲切。自己的心中虽然怀着些轻淡的不安，无名的恐怖，但总觉得是回到了故乡来的一样。不过每逢车一到了一个车站的时候，总怕把头伸出窗外，总希望停了的车火速再开。

南浔铁路是不能直抵南昌的，终点的牛行车站与南昌城还隔了一道章江。章江也浩浩****地涨满了一江春水，淡黄的江水上浮着无数的浮沫，要比如群鸥——可惜是黑黄色的。天上也时有白色的水鸥翻飞。这些泡沫的浮岛，有人说可做肥料，怕是沿流土岸中硝质的溶集。

渡过章江，由章江进城，我把眼镜取了。我倒没有看见什么认识的人，但不晓得有没有认识的人看见了我。

进了南昌城，一直便跑到东湖边朱玉阶（德）同志的家里，我便住在那儿。玉阶本是第二十军的党代表，因为杨森不信任他，他便到了江西，在第三军充教育团的团长。这次江西能够免受蒋介石的屠戮，江西能够成为革命势力的范围，玉阶所率领的教育团，是有不小的功劳的。

——“你认得我么？”

我看见朱玉阶夫人便首先问她。

——“怎么不认识你？你是吹号的。”

说了便不觉大笑。“吹号的”！这个徽号的来源，真是一个绝大的耻辱。那是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的事。二周年纪念的一天，在南昌方面因为大雨，大会没有正式举行。十三、十四是公奠的日期，十五又才正式开会。因为到会的群众将近二十万人，蒋介石的声音不能传遍，他便叫我用传话筒替他传达。那时候我不该过于卖力气了，因为我的声音素来大，我便替他传达起来。他说一句，我传达一句，传到后来他的演说才完全是反革命的论调。他叫江西群众要拥护江西省党部（以前的伪省党部），反对江西省党部的就是反革命，反革命的就要把他打倒。这些话当着二十万的群众面前，也不能不给他传达，我真想把传话筒来打得他一个半死了。但为情势所迫，只得忍耐着又出卖了一次人格，昧了一次良心。我在江西半年，可以说完全做的是这样昧良心、卖人格的工作，我现在回想起来，不觉犹有余痛。玉阶同志说得好：“蒋介石是不识抬举的东西！”

这“吹号的”一个徽号，大约就是从那次大会赢得来的。受了别人的践踏，卖了自己的人格，有苦难诉却还要受社会的骂名——听说在我未正式反蒋之前，武汉的同志有不少的人怀疑我，上海的同志更有人准备做文章来骂我了——这种工作真不是人干的，然而也忍耐着干了半年。蒋介石哟，我还要痛骂你一句：你真是不识抬举的东西，不识抬举的狗东西！

我自己的性格素来是倔强的，这一次把我磨练够了。我自己就好像已经成了一个无聊的政客，我很替我自己危险。我想以后我还是要恢复起我的倔强性来。干得下去就干，干不下去就拉倒。我不愿意再替任何人捧场。自由恋爱还可以，不情愿地被人强奸总是不情愿的。

在玉阶家里总共住了四天，头一天去见王副军长治平，向他报告了安庆的情形。他也把南昌的情形详细对我说了。南昌自从蒋介石走后，总部留守的张群和伪省党部、伪省政府打成了一片，几次收买流氓、伤兵来想大肆屠杀，但都被王副军长镇压下去了。张群志不得逞，很想用武力来对付第三军，但这条小狗总还没有大狗的胆量大，在四月二号的清晨，终觉不安于位，“逃之夭夭”了。

四

在玉阶家里一间光线不十分充足的室内，第二天的清早便开始草《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手不停披地写了将近一天的光景才脱了稿，脱稿后便拿去付印了。

第三天又草了一篇《敬告革命战线上的武装同志》，这篇文章是偏重在理论方面的，好像没有传到武汉来。

把这两篇文章做了之后，我赴南昌的使命算是完毕了。本来决定在第四天四月二号的清晨走的，因为张群同在那个时候走，所以不得不避开了他，改到下午。下午走到章江边上的时候，火车已经开了，又不得不改到明天。我是四月三号的清晨才离开了南昌。

四月二号的下午，南昌的民众团体，实行解决伪省党部，捉了二十几个反动分子，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程天放。

这位程天放，可以说完全是段锡朋的工具。他做了一回伪省党部的宣传部长，又荣升为伪省政府的教育厅长。在他未做部长之前，有人介绍他来请我委任他为军官团的政治指导员，我拒绝了。他有一个流芳百世的典故，就是解释帝国主义者为“地大物博的国家”。他的程度是怎么样，那就可想而知了。

程天放被捉，我特别到总工会去观光了一次。我看见他那个小流氓的样子煞是可恨，又煞是可怜。两手是用麻绳反剪着的，斜戴一顶呢帽，穿一身不十分周整的西装，领带也是偏在一边。

我问他：“段锡朋往哪儿去了？”

他说：“我不晓得。我是晓得的时候，你拿我去枪毙。”

我听见他说了这一番话，心里只想说：“可怜你也有今日！”

旁边有许多的工友揶揄他：“喂，厅长啦！厅长大人啦！”他只青着一个面孔，鼓着一双眼睛，没有说话。

此外二十几名的反动分子，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倚在墙上，有的缚在柱上，到这时候每一个人都不认识段锡朋了。

其实段锡朋也并没有多么大的本领，只是他肯干，他的领袖欲强，这便是他的全部。大凡领袖欲强的人把一切的人都看成他的工具，蒋介石便是一个好例子。段锡朋也是一样，他是素来看不起人的，国民党中没有一个首领可以值得他的称许，而且也没有一个首领没有受过他的批评的。他之拥戴蒋介石，也不过把蒋介石当成一种工具罢了。

他的肯干的程度是可以令人佩服的。他在不得势的时候，人所不能干的事体，他都能够干。他的钻营本领也可概括以“肯干”两个字。就我所知道的，他在武昌大学被赶跑到广东的时候，本来也想在政治上活动的，但是他初到广东，政治上没有可以使他活动的余地。那时候的广东大学便是容纳这些人的逋逃薮，凡是在外边没有地位安插的，便都介绍到广东大学里来。段锡朋便是这样被介绍来的一个。但是介绍来的不必一定就有位置，广东大学的门罗主义也是很严的。他初介绍来的时候，本来应该进法科，那时候的法科连他这样的“英雄”都拒绝了。他便时常来扭着我。在那时段锡朋是什么人，我是连他的姓名都没有听见过的，尽力推荐他的就是郁达夫。达夫在武大的时候和他同过事，所以认识他，尽力地说他勇敢。他天天地来扭着我，一天怕要来过三四次的光景。我想这样的程度是谁也不肯干的，然而他却干得出来。我相信了达夫的话，便把他弄进文科去当西洋史的教授。那时候因为史学系里一个人也没有，他不消说也就一跃而当到史学系的主任了。他就这样进了广东大学。但他一进去便显出他的本领，他立地和右派的学生勾结了起来。在文科风潮中暗地里反对我很激烈的，他就算是一个。他和右派学生勾结，借此以为媒介，更与陈果夫拉拢，他于是便进了组织部。这就是他得以充当特派员入江西活动的原因。所以严格地说起来，段锡朋之能在江西捣蛋，我自己实在要负一部分责任。

段锡朋跑了，程天放捉住了，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战栗起来，总司令部的人员都纷纷变装逃难了。在三号的晚上我还带着两个同志，带着驳壳枪，到财政厅长周雍能的家里去准备捉他，但他已杏如黄鹤了。那时候大家真是痛快，埋名隐姓了好几天突然可以公开起来。黑暗的南昌立地光明了好几百倍。东湖边上的杨柳，东湖边上的游船，东湖里随着轻风微微闪动着的碧绿的波浪，你们那一瞬时给我的印象比我在东湖边上和你们同住了四个月的认识还要深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