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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十年续篇19241926（第6页）

南薰的书虽然销路很好，但仅靠一本书，收入自然有限。他为什么不找书店出版，而要自费印行，我记得不甚了了。似乎也是找了几家书店，没有打响。我要再说一遍，当时和现在，究竟是两样。尽管有“鼎辅元勋”做序，老板们也怕你太红得烫人。原因不用说也还是上海的太上支配者不好惹，弄得不好是要吃官司罚钱的。但南薰终于自费出了版，而且也出了名。但名与利却是不容易兼收，他一家人的生活费以后便不免发生了问题。

要说南薰是死于《经济侵略下的中国》，恐怕也是说得过去的罢？在上海的生活既弄到不能维持，结果只好跑回四川。他在重庆当《新蜀报》的主笔，似乎当了很久。一九二六年的六月我在广东大学充文科院长的时候，曾打电去聘他，并把聘书都寄去了，要他到广大去任教授。他照例又发挥着他那小心而逡巡的癖性，不肯出来。不久我也就随着北伐军出发了。在北伐的**期中，他在重庆听说还做过什么军的师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的退潮期中，重庆发生了三三惨案，他，和着好些同志，被当地的军人惨杀了。

南薰的死听说是从主席台上拉下来，被刺刀当场凿死的。凿死他的兵，是我的胞同乡乐山县人王芳舟的部下。王家和我家本是世交，民国二年我最初出川的时候，王芳舟在当重庆镇守使，我还在他的衙门里做过几天食客。十几年后却由他的手下杀死了我的一位友人，真正是令人不胜感慨的。

六

学艺大学的创办也是在五卅潮中实现的，但这实现与其说是迎着潮流的应运而兴，宁是抗流而起的一种预定计划。参预这计划的主干自然是中华学艺社的人，连殷汝耕也是最努力的一脚。

起初是募款，仿照青年会的拉会员的办法，分成了十大队。各队有队长，有队员，采取着竞争的形式，各各分头招募。成绩似乎也还好，相当招募了一笔款子，详细的数目我是记不得的，不过为数也很有限而已。

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也。

中国人的脂肪，自所谓海禁大开以来，一百年间，已被国际资本家榨取成了油渣，在这油渣上面再加锅铲，实在也榨不出好几珠油来。假使中华学艺社的人是以美国留学生为主体，或者尽有法门去向洛克菲勒、摩尔刚辈的大财主们分些余润。然而，这个学社的主体们却都是留东学生。因此，目光便不免要近得一些。

在五卅前两年，日本的东京发生大地震的时候，中国人虽然捉襟见肘，也曾慷慨输将，在那时学艺社是尽了很大的力量的。日本的文化中心虽然是在东京，但产业中心是在大阪一带，故尔东京虽然遭了震灾，日本的国本并没有因之而受多大的打击，倒反而给了它一个除旧布新的机会，使那三百年来的老江户成为名实相符的新兴都市。故尔日本人也尽有力量和欧美诸国在世界舞台上角逐。这座世界舞台和我们中国差不多是同义语，大约也是值得我们夸耀的了。欧美人在这座舞台上所演的文化剧，名优日本又岂能少得一脚？于是乎退还庚子赔款作为文化基金的消息，在一九二四年年末也就逐次有见诸事实的倾向。当时有日本医学博士入泽、子爵冈部等来华，便是带着这种使命来的。学艺社曾经大大地欢宴过他们，请了章士钊做陪客，我自己也曾叨陪末座。

还有一位住在上海的日本人，后以研究绍兴酒而得到博士学位的山崎百治，他便是在学艺社与日本的文化事业部之间的最卖力气的周旋者。记得也像是一九二四年末或者一九二五年初，为学艺大学募款事相当热心的殷汝耕，曾作过一次东，邀请那位绍酒博士，和另一位在沪的日本大实业家，在他相好的一位长三家里。在座的不用说都是学艺社的要人们。

“状元”既是红姑娘，自然外局很多，在开席时曾侑过一巡酒，接着便出去应局去了。直到我们席罢之后，她又才回到了自己的状元府来。

有人和我开玩笑，向她介绍。

——“这是有名的文学家，郭先生啦。”

——“嗐咾，夷家知道。”她说着便从茶几上取了枝笔来在局票上写了一个“郎”字。

——“照嗐格个Kuo字，嗐牟嗐？”

这假使是有意卖俏，倒也别有风韵，但其实是写了别字的。字画既歪斜，结构也有点诡异，身当其境的人立地便可以看出。

我自己对于募款是丝毫也不能尽力的，只是两肩荷口地吃了不少次的中餐、西餐乃至日本餐。此中自然也有的是日本人的回席。

但是日本人毕竟是白手兴家的苦劳人，他们的钱没有“洋记”那样的松泛。虽然交际是相当频繁，空气也很可乐观，要由日本民间捐助十几二十万的消息始终在酝酿着。然而“其雨其雨”地闹了半年以上，日头毕竟还是杲杲的。

那也是理所当然。一个人要真正有了余力，然后才能顾到邻人。国际间的关系又何得两样？我们在日本受过教育的人，日本的情形，多少应该了解得一点。别人自家都还有许多问题须待解决。例如上级学校之供不应求，连中学的入学试验，其竞争的激烈，上而对教育行政的主脑，下而对应试子弟的父兄，都是一样的痛头的资料。就拿小学的义务教育来说罢，因家贫连中饭的“便当”都不能携带的“缺食儿童”，因没有户籍竟无资格入学的失学儿童，正不知凡几。

荏苒之间也就到了“五卅”。虽然沪上各学界一时罢了课，然而在暑假期中要在上海各报上大热闹一下的各学校的招生广告，照例也热闹了起来。在这广告的竞赛中也就有了学艺大学的一份，校长是王兆荣，预科主任兼教务长的是范允臧，文科主任便是我。招生广告上是列出了这三个名字的。

王兆荣号叫宏实，也是留东同学。他是在“五四”前一年以反对中日密约而回国的。在上海曾办过《救国日报》，后来便在北京教育界里做事情。他是专为办学艺大学由北京南下的，当时的北政府已经任命他为四川教育厅长，他都辞掉了。

允臧一向在商务编译所里任事，也为办学艺大学事辞掉了那边的职务。

这两位同学的破釜沉舟、公而忘私的勇气，是使我私心佩服的。虽然他们的教育方针和我所怀抱的并不一致，但我是把我自己的意见灭没了，一意地当了个苍蝇，附随在他们的尾巴上。

方针是怎样的呢？前面已经说过，是“抗流而起”，而且是抗到了有点惊人的程度。在招生广告上已经就写明白了，不收女生，入学后不准参加政治运动，资格的限制毫不苟且。

然而毕竟是危惧占了优势。能够超越乎时代的“英才”，看来，实在是少。招募的结果，应考者虽然不只一两个人，但把预科和本科合计起来，所得到的报名学生还不上三十位。校址是租定在静安寺路西头的一座公馆里，位在民厚北里背后西手的街角上，在那儿与静安寺路交成十字的那条小街名，我可忘记了。公馆相当宽大。进门后，沿街一带是一列三层楼的房子，楼下作为办事室，二楼作为讲堂，三楼是图书室。隔着一个宽阔的草场，又有第二栋，是一列二层建筑，楼下礼堂兼食堂，楼上学生的自修室兼寝室。在这前后两栋之间，右手是一带平房，沿着那忘记了名字的街。左手是一条有屋顶的通道。

学生既少，因为都是一年级，教员也就没有几个人。记得由我所找的，有教语言学的方光焘。由校长所找的有教德文的常云湄，教社会学的李剑华。何鲁来兼了几点钟的数学，曾琦兼了几点钟的国文。外加上我们三位。如此而已。

说也奇怪，教职员中除掉范允臧、方光焘是浙江人外，其余的都是四川人，一个学艺大学就有点像是四川同乡会的延长。这在当时并没有人说过闲话，连我自己直到现在写到这儿为止，都不曾感觉到有什么异样。这些地方倒很足表现，当时学艺社干部诸人间，友情是怎样的纯厚。

开学了。学校的董事、教职员、学生，综合起来，不上五十人，也还济济跄跄地聚集了一堂。行了开学礼。校长致了训辞之后，又由他挨次请董事演说，请教职员演说。这又把我苦着了。我本来是害怕演说的人，而又全无准备。宏实校长大约也就是要想给我以相当的准备时间罢，他一直把我留到最后去说。简单的腹稿打了好几次，以为要指到我名下来了，但一指却又指到了别人。人是同此心，心是同此理的，一个开学式哪经得起十几个人演说呢？

但我也不再像在杭州省教育会演说时的那样着急了。我是经过“五卅”怒潮涤**过来的人，在那**期中讲演过好多次，不知不觉之间也就把那妙窍懂到了。的确的，你总要目中无人才行。尽管有多少群众在你面前，他们都是准备着让你吞下去的，你只是把他们吞下去就行了。怎样吞法呢？我告诉你，你的声音总要宏大，语句总要简单，道理总要武断。愈武断，愈有效果。最好要办到一句便是一个口号。喊口号的方法你总是知道的罢？那照例是要有宏大的声音的。但一味的宏大也不行，你总得要有抑扬，而且要先抑而后扬。一句话的表达要这样，一场演说的表达也要这样。——再说一次，总要先抑而后扬。而落尾处你把声音放大，在愈武断的地方你愈把声音放大，包管你是要受着热烈的喝彩的。千切不要贪长，千切不要说理，千切不要先扬后抑，这些都是催人睡眠的东西。懂得这些妙窍，尽管有多少群众都不够你吞。人少，少得仅仅四五十人，等于一口稀饭了。

我说：我们办学校，人要求其多，心要求其少。古人说“纣有亿万臣为亿万心，周有臣三千为一心”，我希望我们眼前的三十人的同学，从今天开学以后，便把大家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要成为一个心脏。（这儿把声音放大了一点，于是乎一次鼓掌。）

——“我们的同学仅仅三十人，或者大家会嫌其少罢？或者大家都觉得有点难乎为情罢？不，一点也不。英国的卡莱尔说过：英国宁肯牺牲印度，不肯牺牲一位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是有名的大文学家，诸位想来都是晓得的。我们单拿印度的人口来说罢，那儿据说有两万万人。英国宁肯牺牲印度而不肯牺牲莎士比亚，岂不是一个莎士比亚的价值，抵得过两万万人以上。”（声音放大，鼓掌。）

——“因此，我希望我们的同学，从今天起便放下决心，要人人都成为莎士比亚。”（鼓掌。）

——“那吗，我们这三十个人，不是就有六十万万人以上！”（鼓掌。）

——“六十万万人是我们中国的人口的约略十四倍，我们如造出了三十位莎士比亚，不是就等于造出了十四个中国吗？”（热烈的鼓掌。）

——“所以，我们一点也不要觉得难堪。我要再说一遍，我们的心总要求其少，而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总望要生出孙悟空的毫毛。”（声音特大，点头下台，鼓掌声不绝。）

我原说过是讲不得道理的，这段小小的演说，你如要拿道理来给我讲，那可以说每一句话都不通。然而，不管那些，大家都是替我喝了彩的。在行礼毕后，有一位董事拉着我的手说：“你今天的话，讲得最好！”

然而，事实却也真是胜于雄辩。我尽管在说，心要求其少，要把三十个人打成一片，其实这是比一个人抵得上两万万人的话还要夸张的。一个人要求其只有一个心，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更何况人数还有三十！据我所知道的事实说来，那三十个人的同学，也就和其他的三百人或三千人的学校情形一样，至少是分成了三派的。

一派是国家主义者，崇拜圣人曾琦。此派的领袖是一位宁波学生，他的成绩最好。我有一次上学生自修室去，在他的书桌上，看见曾传的像是装在玻璃匣里被供奉着的。

一派是非国家主义者，自然也就不崇拜圣人曾琦。曾琦那时在办《醒狮》周报，虽然仅仅小报一张，所用的洋纸却十分讲究，而且每期都有他的雄文登载着。学校的规定虽是不谈政治，但圣人所教的国文教材却就是他的《醒狮》。他每礼拜向各位学生各人奉送一份报，就把自己的文章来当场宣讲。崇拜他的人，自然是如听纶音，但不崇拜他的在背后也就有些烦言。也是在自修室里见到的现象，我有一次在一位四川学生的书桌上看见展放着一张《醒狮》，但在曾琦所做的文章上用红水笔批了六个字：“狮子狗儿放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