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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十年续篇19241926（第7页）

看来，我们人，倒的确是一种“政治的动物”（Zoopoliti）。何以呢？因为除掉了“政治的”，便只是“动物”而已。

学生虽然有分派，但也还相安无事。尤其教职员们，大家是客客气气的。

在食堂后壁正中处，有凹进去的一段地方，开学时是设过礼坛的，平时却设了一架乒乓台。吃过中饭后，大家都走到那儿去打乒乓消遣，没有先生和学生的区别。

李剑华的乒乓本领，最是助人消化的一种药料了。

剑华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出身，在教职员中人最年轻，身子也矮小轻便，不知怎的，打起乒乓来却那样地要人死活。他运用球板时，不是运腕，不是运肘，而是运用全身。他把右手的上膊紧紧地挟着，肘也不动，腕也不动，球来了，便跳动身子去将就。发球是这样，接球也是这样。一个球总要打脱三两次，十个球也接不上一次。打得最好的是由柏林回来的常云湄，和崇拜圣人的那位宁波学生。李先生一遇着了他们，更是弄得疲于奔命了。他们故意要摆布他，打得来半个桌面只见球也在跳，人也在跳。这喜剧倒弄得来颇有悲剧的味道了。

兼课的外来讲师，何鲁、曾倚、方光焘，他们是不参加这种游艺的。宏实要保持他的校长的尊严也不便参加。但是校长倒也并不是怎样不通方圆的道学，别种的逢场作戏他也还是喜欢来，而且是来得很热心的。

那时候在上海滩上风行着诗谜，单只大世界一个游戏场里，所设的诗谜摊子就有好几处。这诗谜，想来凡是稍微认得几个字的人大概都是懂得的。不过我在这儿也不妨学一点“小说家”的伎俩，专把万人所晓得的东西来描写一下。

先把一首旧诗来，掩掉其中的一个字，而把这个字和其他假拟的几个字混在一道揭出，让你去猜。谜面的诗句如是五言，谜底的字汇便要四个，七言便要六个。在谜面上有时也有掩去两个字的，谜底自然便是双套。

这不用说是一种赌输赢的游戏。在大世界那些小摊上，赌者用铜元和银角子，庄家是以香烟赔偿的。赌法有孤注与搭注之分，在谜底中单赌一字者为孤注，如猜中了，庄家见一赔三，兼赌二字者为搭注，如猜中其中之任一，庄家只见一赔一。

我自己偶尔也有到大世界去消遣的时候，从那诗谜摊上，每每要赢他一两筒的“白金龙”回来。

那些地方的谜子实在太蹩脚了，有些死不通的字汇也用来做谜底。然而诗谜摊总那样多，足见设摊的依然要剩钱。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到那儿去压诗谜的人多是么二女士和瘪三男士，他们并不问你字句的通不通，其实有多少连字都不认识，只是和赌单双有无一样，猜着好玩而已。赌单双有无，庄家和闲家是一与一之比，机会相同，可说完全是靠运气。诗谜却不同，闲家和庄家却是一与三或一与五之比，虽然闲家赢了孤注，庄家要见一赔三，在那儿的机会依然要多你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二。所以诗谜摊总是日见加多，而且扩展成为大规模的赌博，和瘟疫一样，在上海滩上风行了起来。

他和我们遇着，使约着一同去打诗谜。我还以为就是大世界里面的那些赌香烟的诗谜了。然而被他一引，却引上了一处临街的三楼，在大世界的斜对面。

楼上是前后两大间。后间的一侧隔出了两三间小房，房前陈设着两张大圆桌，一些斯文中人正围坐在那儿开晚饭，又有伎女样的女子杂在里面。有浓厚的鸦片烟的气味。想来那些小房间一定是芙蓉城了。沿着另一侧的楼壁通向前间去，那儿正中更图集着一大堆人，渗进去一看，原来也就是打诗谜的，是在一张大餐桌上。但这儿所赌的输赢，不是铜元、角子和香烟，而是大洋和钞票。注子竟有大到三四十元以上的。看了，不禁使我大吃一惊。

——“这不完全是赌博吗？”

——“可不是。像这样的，在上海滩上有二三十家，每家每晚都是有几千块钱的输赢的。”

——“是公开的？”

——“那里！不过上海的情形都是这样，只要你懂得门径，没有什么公开不公开的。”

在当场遇着一位朋友S，他是报界中人，对于我的疑问替我解释了一番。

再看同来的人时，蒲伯英已经上阵了。他很勇猛，回回都是压孤注，注势都来得很大。但接连四五回他都失败了。

所出的诗谜自然高明得多。有时也有一两个谜底实在不通，不通到谁也不肯去压。然而揭晓的时候，却偏偏是那顶不通的一个字。众客便都不免哗然起来，要求看底本。底本拿出了，的确是“有诗为证”。书不用说是相当有点年辰的古本子，好像是什么时代的滥诗人，专为预备后人出诗谜赚钱而印的一样。

宏实和允臧站在蒲伯英背后，替他做顾问。但宏实的右手不知几时已经在捏着钱包了。他左手理着他那很有点爱娇的胡子，豁朗着一双眼睛，露着雪白的牙齿向着我笑。

允臧把左手向我拐了一下，他悄俏地对我说：“我借给你。”

“我看，还是到对街去打白金龙罢。”我也一样地悄悄地对他说。

豁朗着眼睛的宏实，关心到我们所说的话，连忙向着允臧问。允臧又悄悄地告诉了他。

——“好的，我们去。”宏实就像解决了很大的难题一样，立地踊跃起来，便领导着我们开始出发。

隔了两个钟头的光景，三个人由大世界走出，要坐黄包车分手的时候，宏实的右手捏着了两听白金龙，左手又在理着他那很有爱娇的胡子。他向着我说：

依然豁朗着一双眼睛，露着雪白的牙齿，在笑。

七

《洪水》半月刊的刊行要算是第二期创造社的事实上的开始。（注意：以后还有第三期。）这个开始可以说是创造社的第二代，因为参加这一期活动的人，都是由国内新加入的一群年青的朋友。在那时，第一期的一些成员有多数还在日本留学，而回了国的几位又是分散了的，只有我一个人住在上海，但我却是最不努力的一个。

真的，我并没有直接主持其事，就连那创刊日期，我都只能约略记得是在“五卅”以后。不过这个“五卅”以后的创刊，其实已是《洪水》的复活。《洪水》的第一次创刊还在一年以前，是《创造周报》停刊了，我跑向日本去了的时候。主持者是周全平、敬隐渔、倪贻德诸人。我那时做了一篇《资本主义与盲肠炎》寄给他们，是在那创刊号上发表了的。但那次的创刊却仅仅出了一期便中止了。一年以后，几位年青的朋友又卷土重来，而我所采取的仍只是旁观的态度。这理由，在“洪水”这个名词的解释上，也就是表现着了。杂志之所以命名为“洪水”者本是出于周全平的心裁。他这心裁，我知道得最明确，是酝酿于他在当年替某教会校对过一次《圣经》。上帝要用洪水来洗**人间的罪恶，《圣经》上有这种意思的话，这便是那心裁的母胎了，所以“洪水”者洪水也，并非时人所斥为“洪水猛兽”者之“洪水”也。

故尔在第二次的创刊号上，他们要我做篇文章，我也没有做。结果是那《资本主义与盲肠炎》又重被揭载了一次。这样的发轫，在上海方面自然没有得到好评。刊物传到了当时的北京，也同样使人失望，连吴稚晖都在报上泄露过不满意的话。因此我才觉得自己的消极冷淡之有点近于罪恶，辜负了大家的期待，而且使朋友们也难乎为情。于是我又才从旁把柁轮捉着，把那偏向着“上帝”的“洪水”，向着“猛兽”的一方面逆转了过来。

大约是从第三号或第四号起，我才开始做文章的。《穷汉的穷谈》、《共产与共管》、《马克斯进文庙》、《文艺家的觉悟》、《新国家的创造》，……那一联的文字便络续地出现了。

除我自己而外，我又把漆南薰和蒋光慈也拉来参加了。他们的参加，不用说，是使《洪水》，否，不仅《洪水》，是使整个创造社改涂了一番面貌。

我和南薰的关系，在前面已经说得很详细，我现在要说到光慈。

光慈，初名本叫光赤。他是安徽人，当时才从苏联回国不久，在上海大学担任教课。他和我的交往是怎样开始的，现在怎么也想不出来。只是我有一次和达夫两人去访问过他，他也有一次和秋白两人来访问过我，我是记得较为明晰的。

天气很晴朗。我们走向那弄堂一隅的绝底，在一家大门上正在扣着门环的时候，光慈先从侧面的楼窗上望出，看见了我们。他是赁居在那儿的。楼房是在上海成为了公式的二楼二底的侧楼，有点像伸着懒腰的懒猫一样，腰身过分的长。但因那家屋子是在弄堂的边际，遂得三面开窗，光线是洋溢着的。

房中没有什么装饰，只在近门的一头安了一张床，另一头靠壁的窗下，和床的轴线成正交地放着一张书桌，周围有几张坐椅。书桌后面靠壁是半壁书架，不十分整饬地摆着些西书和新刊的杂志之类。

桌上最惹人注意的是摆着有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像，像是印在明信片上的，同嵌在玻璃匣里。蒋的像我是第一次看见，是经过主人的说明才知道的。他说：“这两位真了不起，简直是中国的列宁和托洛茨基。”我们自然也跟着赞叹了一阵。真的，在那时，无论是赞成或反对，谁不把广州当成了莫斯科呢？

他那时正在校读我所译的屠格涅夫的《新时代》，俄文原书和我的译本一同摊放在桌上。校读得还不很多，有些地方略略有点修改。他特别指出一处向我说明过，是那开首处奥斯突罗杜摩夫走进涅暑大诺夫的寓室的时候，我的译文写着“坐到一个椅子上，在抽屉里抽出一只快要压扁了的香烟出来。”（译书二页九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