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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十年续篇19241926（第5页）

沈、张离开泰东后，一同到过一次新加坡，沈因为是“诗人”，偶尔在和我通信。但他们到了新加坡之后，也没有得到成功。在一九二四年我回到上海的时候，他们也回到上海。张在商报馆里编本埠新闻，沈是赋闲着的。

沈的家——记不清晰了——似乎是住在高昌庙附近。他有一次引我到他家里去过，因为要去看他父亲的病。他的家实在是很寒伧的，既逼隘而又肮脏。他的老人患着瘫症，睡在楼上，楼的空间几乎被一张床所独占着的。当时我才从医科大学毕业不久，听诊器、橡胶槌之类西医所必具的法宝，是随身带着的。我替他的老人验了瞳孔，敲了膝反射，听了听心音，我断定了那病症是Tabes　dorsalis。那是无法医治的。后来的结果是怎样，我可不清楚了。

我生平替人诊病，除掉在学校时的实习之外，就只有这一次。但也没有主方，没有受什么脉礼，只是为相熟的人尽尽心而已。

沈的生活是那样的情况，张也相差无几。因此，在五卅惨案发生以后，他们两人又起心想做点书生意。这次，自然又来找我。我便把那《三个叛逆的女性》交给了他们。

上海的商家惯例是以端午、中秋、年底三关结账的。他们在端午过后把书拿去付印，因而印刷，纸张等费便可以捱到中秋，等到中秋来时，卖书所得的钱已可以周转了。故尔他们的成本，我知道，就是出了些钱来租了一间办事室，在福州路上正对着棋盘街口的一家门面极窄小的药店的楼上。书出后，他们起初是找那药店代售的。但不久，他们竟把那药店顶过来，便成为了自己的门面。

这，便是光华书局的诞生史。它在出了我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之后，接着便是我的《文艺论集》，接着又是达夫的《文艺论集》。此外在中秋节前后又发行了创造社所编的《洪水》半月刊。那书店，可以说是作为创造社的托儿所的形式而存在的。这关系在后来创造社被封以后是尤其显著。但这托儿所在现在是已经化为乌有了。可怜创造社所托的儿，或者仅是我自己的儿，竟遭了那不良的褓母辗转的卖身，到了现在有好些竟连下落都不知道了。

漆树芬住在霞飞路上的一个弄巷里，和环龙路四十四号弄背抵背。他是那年春季，由日本的京都帝大经济科毕业回到上海的。他是河上肇博士的弟子。

漆的号叫南薰，本来是四川成都府中学的同学，要低我一级。在民国四年（一九一五），我留学日本的第二年，他也到了日本。同在东京，算又相处了半年。虽然不同居，但于礼拜日或节日是时相过从的。但不久便分开了。学籍虽然相同，同是经过日本的高等学校而大学而毕业，但因学校不同，学科也不同，八九年间不仅没有见过面，连信也没有通过。

南薰是一位老同盟党员，他在辛亥革命时似乎就已加入了，或者更在其前。人不甚高，连五尺怕也不足，但并不瘦削。眼睛有点暴，嘴角有点斜，一个龙胆鼻倒悬在闷铜色的颜面中央，颇带着矜持的意味。有点不修边幅。体臭颇强，尤其胁臭，大约也是由于不大肯洗澡的原故。在中学校时，成绩是优秀的，同时对于政治的趣味似乎也很浓厚。在东京聚首时，一谈到国事上来，总要谈得慷慨激昂，而且有点口角流沫。

这种典型的人，我在当年是不大喜欢的，——就是近年也未见得便怎样喜欢。

但在八九年后，在上海重聚时，南薰实在把我征服了。

因为居处相近，他时常肯到我寓里来，照例是那副志士风貌。穿西装时一条领带总打不整饬，穿中装时几个纽扣总有一两个要忘记扣拢。体臭依然布着相当有力的第一线。但他一谈吐起来，虽同样谈着国事，同样慷慨激昂，却再不像往年那样使我生厌，否，而是使我“如听仙乐”了。

他在上海法政大学担任了几点钟的功课，来时多是在吃过晚饭后，一谈总要谈到夜半。

有一次晚上，记得是在五卅惨案前不久，他到了我寓里来，抱着了一大包原稿。原稿纸是通常日本人用的四百字一张的，订成了两大厚册，每册有三四百张的光景，用字数说时自当在三十万字以上。那便是他的《经济侵略下的中国》了。

从历次的谈话上，我早就知道，他在从事着写述关于中国近代经济的论著。但没有想出他的著作早已告成，而且分量是那样的大。大约也是由于同受了河上肇的影响罢，关于社会经济方面的见解，我们大抵是一致的。我是半途出家，论事仅凭直觉，要叫我举出实证，尤其像统计图表之类，我既不拿手，而且身边没有材料，也有手难拿。南薰却不同，他是专修这一部门的，所有一切的资料，真是取诸左右而逢其源了。

古时的刘玄德说他遇着诸葛孔明如鱼得水，我之得到南薰的《经济侵略下的中国》，在当时的感情，正好借着这个譬语来表示。

南薰说，一切材料是在大学在学的三年间注意搜集的，写是在第三年上开始，写了有一年半的光景才完成了。这努力，这坚忍，单只这层早就是在我们侪辈中所少见的。聪明的人更会取巧，有的在宣言：长篇大作的东西连看都不高兴看，那有闲工夫来干这种傻事！

南薰虽是慷慨激昂家，但其实性质相当小心，甚至有点逡巡。他愁他的书没地方出版，又愁出版后没人要，因此也就煞费踌躇。我所以答应他做序，也是想给他一些鞭策。但他在叫我做了序之后仍然不放心，接着又去找徐谦和唐绍仪。徐是法政大学的校长，唐在当时也是住在上海的，他们也都答应了。但是唐的那篇序是南薰自己的手笔，仅是经过署名者的检阅而已。最后他更找到了吴稚晖。吴稚晖给他写了一篇很认真的长序，更把他恭维到了绝顶。序里有一节，记得曾把他的书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相提并论，说是近年来使他感佩的最有价值的著作。吴稚晖的眼识的确精明，他于风尘中发现俊士，以他那“耆宿”的资格肯为素不相识的一位无名青年做那样无保留的介绍文章，在当时就连我这个第三者也都是暗暗地生着感谢和钦佩的意思的。

南薰得到了这些序，欢喜自不用说，但在序的位置安排上又费了相当的苦心。我的是不成问题的，但其余的三位都要算是不折不扣的“鼎辅元勋”。到底谁个当前，谁个当后呢？在这儿，说也“幽默”，却要感谢我们的“方块字”。南薰拿着这个问题来和我商量，我教他，何不把姓氏笔画来数一数？真凑巧！一数，便成了“吴唐徐郭”，唐、徐虽同是十画，但唐究竟是做过内阁总理的人，无论尚齿尚爵，安在徐的前头是没有多么大的问题的。字假如拉丁化了，——变成K·S·T·W——位置便刚刚倒过来，那可就麻烦了。

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然而南薰也并没有因而安心。他那书名，在初并不叫“经济侵略下的中国”。他自己本是用了一个很冗长而不很响亮的名称的，详细的字面我忘却了。当我接到他的原稿时，我嫌他的名称不好，便替他改成了“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这儿自然是含有集纳者的派头。他在初也高兴了这个书名，曾去找了一位姓萧的女书家，名字不记得了，当时和他同住在霞飞路上的，替他题签。但等到他自己破费，自己印行，印到那全书都快要告成，只差封面还未印就的时候，适逢有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在五卅惨案中由北京到了上海，南薰又抱着那书去找他。意思是仍想请他做篇序。经济学家说公务太忙，序没有工夫做，只是书名太刺目了一点，却替他改题了一个封面，便是“经济侵略下的中国”。

相隔虽然仅仅十一二年，当时的世风和现在的却相差得很远。“帝国主义”这种字样，在现今已是司空见惯，但在当年却几乎是一种讳名。要使用这种名词的人差不多就等于是共产党。马寅初先生要把“帝国主义”云云改成“经济侵略”，是良有以也的。

这儿又要插一段故事。

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各界、各团体都动了公愤。留沪的四川同乡，竟也曾因此而活动了起来。中国人据说是一盘散沙，但是四川人却更像一盘鹅蛋石。四川人的乡谊素来是很淡薄的。这原因怕是由于多是客籍的原故。在明末清初，四川据说遭过一次张献忠的屠杀。据乡间的口碑，说是“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四川成了空地，因此在清初也就有过一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现在的四川人大概都是外省人，就如我自己的祖籍便是福建。我们这些客籍人在四川是各省有各省的会馆的。因此我们四川人的乡土观念似乎没有广东、浙江那些省份的来得浓厚。这，或许也就是四川人的好处。四川话可以通行天下，四川人可以四处打锣。然而在五卅惨案发生后，就连那些鹅蛋石也都想团结起来了。

鹅蛋石中之尤近于鸵鸟蛋者，记得有谢持，有熊晓岩；其次有王兆荣，有数学家何鲁，有敝同宗郭步陶，有国家主义派的领袖当今圣人曾琦，南薰和我也凑了两脚。否，南薰倒是很热心的一位，似乎事情的发动者便是他与何鲁与步陶。他们三个人的确很热心，何鲁不惜金钱，南薰不惜奔走，步陶不惜笔舌。磋商了多少次，同乡会公然成立了。

第一次开成立大会，记得是在一个讲堂里，不记得是什么学堂。开会的结果自然是举出了一批职员，而且很多。干部是王兆荣、何鲁、郭步陶、漆南薰几个人，我也算是一位，是担任文字上的工作，名目不记得是“宣传”还是“文牍”。在我的下边有一位李民治，别号德谟，他当时是东吴大学的学生，后来在北伐时共事很久，但我和他的相识是在这几起头的。

第二次是聚餐会，会场记得清清楚楚的，是在西藏路的宁波会馆。为什么要聚餐，聚餐后干了些什么事，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在场有杨杏佛的演说，我是第一次看见他，第一次听他说话的。人颇瘦削而高长，有满脸的天花，是一种才子型。他那口齿的清白，措辞的简洁，思路的有条理，的确是名不虚传。他和何鲁最好，他之出席是由何鲁请来的。——我的记性真坏。这聚餐说不定本是第一次，就为的是开成立会的商量，而上述的成立会倒是第二次了。

第三次的职员大会也是借的一处私立学校的讲堂，是在楼上。讲堂是空了出来，在一边安着一张条桌作为主席台，前面围放着几排板凳。另一边放了一张大餐桌，准备了一些茶水。

职员到得不少，将近四五十人。有各科各股的负责人，也有各学校、各商帮的代表。开会如仪，通过了好些议程，议到要审查我所做的《宣言》来的时候，吾乡圣人曾琦中途出席了。他是第一次出席同乡会的。

《宣言》的草稿由我自己朗读了一遍。说句开诚布公的话，那篇文章我自己很得意。虽然总不免是所谓“洋八股”的那一套，但就仅那一套在当时并没有好几个人能做。前面已经说过，连“帝国主义”那种字眼都要犯讳，也就可想见了。结果依然是犯了讳。

“洋八股”也有“洋八股”的路数，既在做五卅惨案的宣言，无论是怎样会做搭题，总不会搭到“学而时习”上去的。“帝国主义”这个字眼免不得便出现了两下。

当我的《宣言》念完，主席征求大家的意见时，圣人曾琦便悠然而起，步至主席台前，要求简单发言。曾琦是一位自封的雄辩家，高度近视，中等身材，苍白而略带肥意。上唇微翘，声音虽然有点盘舌而带痰，说话却是很得要领。他说，同乡会应该提倡爱国精神，不好为赤党张目，像郭某所做的《宣言》，所说的大抵是赤党的经济理论，尤其有几处“帝国主义”字眼，太露骨，应该慎重修改。

就这样简单地说了几句，接着又说，他的事情很忙，便忽忽地又中途退席而去。

曾琦担任的是什么职务，我不记得了。《宣言》本是公众的事，要经修改原是理所当然。只是我们的圣人，尽管是怎样的“一日二日万机”，而同乡会又尽管是怎样的没啥意思的团体，别人都在提起全副精神在干，而他素不关心，在这第三次会上也仅仅中途出席，忽忽而来又忽忽而去，这，是使我十二分不高兴的。

《宣言》经过主席王兆荣的裁夺，当场指定了谢持、熊晓岩诸人做审查委员，修改后留待下一次开会再行通过。这样，本是可以相安无事的。但我因为过分的不愉快，在预定的议程开完后，我自己临时动议，请求辞职。于是便也生出了一个小小的波澜。

谢、熊请人大约也是感觉着“左右做人难”罢，审查的事情停顿下来了。但《宣言》又不可不早日发出。结局又是由何鲁去找杨杏佛，请他执笔修改，奇妙的是没有更动什么，只把“帝国主义”改成了“经济侵略”。

同乡会成立了之后，也还出过一种刊物，叫着《长虹》，是由我去找梁溪图书公司出版的，没有要印刷费。但仅仅出了一期，那条“长虹”也就雨霁天晴了。其后不久，就连同乡会也随着“长虹”而无形消灭了。

谁个能够说我们四川人不是鹅蛋石呢？

南薰住在霞飞路上，我为“公务”也到他寓里去过一两次。寓所是一楼一底的房子，楼上租给一位朋友住着，他的一家人就住在楼下的一间屋子里面，除他而外有他的夫人和两个孩子。看那情形，南薰夫人是很能吃苦的，虽然随着南薰到过日本，而且住在繁华的上海，乡下人的朴素之风依然保存着。用旧式的观念来说时，南薰在著作上的成功，怕有一多半是由于她的“内助”罢。

我第一次碰着吴稚晖的便是在他那儿，是那老头子把他的《经济侵略下的中国》原稿和序文送去的时候。时候是在晚上，我和王兆荣先在，老头子后来，在楼下坐不了一会，并没谈什么，他又上楼去了。听说楼上的朋友和老头子相熟。老头子的这点不拿身份，我是佩服的。他自己卖了气力，做了文章，还要亲自送来，真正是难能可贵。像我自己尽管住得和南薰比邻，但他来十次，我总怕去不得一次。我自己并无身份可拿，不过总懒得一点。只要人肯来，我也就懒得去，如此而已。然而不拿身份总是值得称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