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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十年续篇19241926（第4页）

仅仅十二年，要搜集当时的活鲜鲜的资料已经就不容易了。大家委实地都差不多。其所以差不多者，岂不是仅仅受动地在时代的潮流里被推**，而没有能动地把各个时代的精神和面貌把握得着吗？真正要想差得多，只有努力把那容易消逝的东西抓紧，才能够夺得锦标。你不高兴她而要朝相反的方向走，我也敢于保险，那一定也会是差得很多的。当猿人进化到人是差得多，由人退化到猿人也是差得多。要在人中求出“超人”，断断乎不是向着猿人走去的那条路。

约略是午后三点多钟的光景。

我同一位C君，在浙江路上，朝北，向大马路走去。照例是那样乱杂而又悠长的街。走到交叉路口的近处，街旁步道上的行人就像潮水一样从前面簇拥来了。承头的多是学生，都呈着一个苍黄的面孔。

——“他们开了枪了，不要往前进！危险！”一位学生气喘着向我说。那是大夏大学听过我的课的人，他也在苍苍茫茫地放着小跑，被我把他拉着了。

——“谁开枪？”

——“工部局门前打死了好些人！打伤了好些人！交通断了。”

人潮愈拥愈来得汹，我放了学生的手，同C君商量着仍往前去看看实际的情形。

在人潮中推**着，好容易逆凫到了大马路。电车、汽车，黄包车，举凡交通工具都停止着。宽大的马路就像是崖礁突兀的浅海，形成着一片猛烈的人的漩涡。

天是阴晦的，有浓重的灰色的云在低空中由东向西地流**。永安公司和先施公司的两座高塔就像在动摇，就像几时要向那人涛中倒溃下来的光景。

要突破那人漩，端直地向工部局凫去，那是不可能的。在那儿只好是一半自动地，一半被动地，在停窒着的一些车辆中，被那潮头**到了大马路的彼岸。

好容易被**到了先施公司的大门口了，前面更加猛烈地退下一股人潮来。我和C君终被**进了先施公司的门内，而那铁制的锁子门在我们的背后好容易把闸口堵着了。

公司底层已经化成了一片人湖，店员们也都是惶惶然不知所措的。

我们走上三楼去，那儿，人却是很稀疏，除掉店员之外，外来的人没有几个。大约在楼上来买货的顾客，因为生了事，便都窜下楼，找寻出路去了。

走向那西南角上，从一堵向上半开的玻璃窗口俯瞰下去，惨剧发生处的情景一目了然地展开了出来。

那素来是阴沉沉的工部局，把铁门紧闭着，愈见表示得阴沉。门前和街心的电轨上有些水渍，街上一个行人也没有。工部局对面和其附近的商店都早已把店门关闭了。

楼下是一个十字路口，有几个红头巡捕和山东大汉在那儿堵塞着行人。有的端起步枪来威骇，有的举起木棍来乱打。其中最活跃的是有几位没穿制服的外国巡捕，两手都握着手枪，鹰瞵鹦视地东奔西突。手枪柄上是有丝绳套在颈上的，那大约是怕第一防线的手被人突破时，还有颈子作为第二防线以维护武器罢？然而那样的推臆，却不免是一种杞忧。猛烈的人潮尽可以**掉脚上的鞋子，尽可以冲破公司的铁门，而对于那些木棍、步枪、手枪的尖子，却如像演奏会上的各种演员和乐器之受着指挥棒的指挥。尖头的一举一收便是潮头的一涨一落。

一位讲广东官话的管事，同站在窗边，对我们这样说明着。

我们没有说话，只顾着楼下的光景。大约有十分钟的光景罢，街心的一位西捕，忽然抬起头来看见了我们。那人，我佩服他真是精敏，他不仅在防地，而且还在防空。他举起手枪来向我们挥动，意思是要我们把头缩进窗去，不准往外看。他那一双眼睛就像要爆出弹丸来的一样，比他手中的一对手枪还要可怕。接着便有几位红头大汉和山东大汉举起步枪、手棍来楞着我们。我们也只得把头缩转来。讲广东官话的管事自行把玻璃窗拉拢了，接着更命令店员们把临街的窗幕通统拉拢了。

看这情形是只好弄到罢市的，终竟流了血，终竟被逼到了这步田地。……

广东官话在慨叹，但我们却还想再看看外边的情景，又向更上的几层楼走去。然而，那几层楼的临街的窗幕，都早已被拉拢了。

就这样，和五卅惨剧绝缘后，在先施里面被关闭了几个钟头。等到街上的人潮平静了，又才被解放了出来。街上已经上了电灯，大马路上的电车和黄包车绝了迹，时而有大汽车载着全副武装的外国兵飞速地往来奔驰。

绕道仍从浙江路走回法租界的环龙路去。走到浙江路的路口时，已经有外国兵如临大敌地在那儿站岗了。

受伤者里面，记得有一位顶年轻的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似乎姓黄，是南洋的华侨子弟，年纪只有十七岁。入了医院后，报上载着他的同在上海读书的一位姐姐便住在院里看护他。还有他的圣约翰的同学多人都诚恳地关切着，替他们姐弟奔走。其中一位朝鲜人姓申，我看过他打脚球，是魁梧奇伟的一位大汉子。这些姐弟间的、同学间的、乃至被压迫民族间的令人可以落泪的爱情，和小沙渡路与南京路上的流血，形成一个极显明的对照。我是深切地受了感动。当时曾起过一个想念，想把这个对照用戏剧的形式表现出来。

第一幕　慰问顾正红的家族；

第二幕　南京路上的惨剧；

第三幕　病院中的死别。

想写成这样的三幕。前两幕不用说要让那小兄弟去活跃，第三幕却要让姐姐做主人公。那小兄弟实际上是否死亡，我现在已经不记忆了，但在我的拟想中，是要让他死亡的。由于他的死亡，向他悲痛中的姐姐，启示出一条艰剧的而是应该走的路。那姐姐要沉痛地放下一个决心，越过她兄弟的死尸，努力变成为我们民族未来的央大克。

但这剧却没有做成功。

这，要怪我太无能力。由于画鬼容易画人难，我在构想的途中便把方向转换了。

前好些年辰我便想把聂政姐弟的故事写成剧本，名之曰《棠棣之花》。我也曾经发表过两幕，一幕是收在《女神》里的“聂母墓前”姐弟的诀别，一幕是《创造》季刊创刊号上的“濮阳河畔”聂政与严仲子的邂逅。落尾还有两三幕，起过好几次稿，但都不能满意，写了又毁了。那计划遭了停顿，并早决心把它抛弃了。不料五卅惨案一发生，前面所说的那对现实的“棠棣之花”却使我这虚拟的故事剧复活了转来。我便费了两礼拜光景的工夫把那两幕剧的《聂嫈》写出了。

《聂嫈》的写出自己很得意，而尤其得意的是那第一幕里面的盲叟。那盲目的流浪艺人所吐露出的情绪是我的心理之最深奥处的表白。但那种心理之得以具象化，却是受了爱尔兰作家约翰沁孤的影响。

爱尔兰文学里面，尤其约翰沁孤的戏曲里面，有一种普遍的情调，很平淡而又很深湛，颇像秋天的黄昏时在洁净的山崖下静静地流泻着的清泉。日本的旧文艺里面所有的一种“物之哀”（Mono　no　aware）颇为相近。这是有点近于虚无的哀愁，然而在那哀愁的底层却又含蓄有那么深湛的慈爱。

释迦牟尼舍身饲虎的精神，大约便是由那儿发挥出来的。日本的“物之哀”大约也就是受了佛教的影响，佛教文学虽充分地被腐杂化而被定型化了，但那里面确有些清湛而深邃东西。在佛教经典以外的印度文学，我所接触的也有限，但我读过迦梨陀娑的《霞空特罗》，那种翡翠般的有深度的澄明，读起来令人心身上所有的一切窒郁，都要消融了的一样。

我自己在这样感觉着，只有真正地了解得深切的慈悲的人，才能有真切的救世的情绪。但在救世的方法和悲苦的认识上有所不同。像佛教的以有生为苦蒂，导人归于寂灭的那种消极的办法，两千年来已经证明是不合实用的。爱尔兰人有哀愁的文学，而也富于民族解放的英勇精神，谁能说两者之间没有关系呢？日本人在还懂得“物之哀”的时候，他们的国势是蒸蒸日上的。日俄战争时的名将，乃本希典，他有一首《金州城外》的七绝，我觉得颇足以表示明治维新当时的一些文臣武将的心境：

山川草木转荒凉，十里风腥新战场。

征马不前人不语，金州城外立斜阳。

这诗，在日本人所做的汉诗里面，要算是字和音雅的一种。更想到他是指挥作战的武人，而在战胜之余，却做出了这样一首表示着十分深切的哀愁的诗，怎么也要令人肃然生敬。他之所以能够有叱咤三军的力量，不也就是出于这儿的吗？然而日本人的这种心境，在目前似乎也要费点考古学的工夫才能寻找得到了。

《聂嫈》写成后，我把它同以前发表过的《卓文君》和《王昭君》两篇集合起来，成为《三个叛逆的女性》，交给了还在氤氲中的光华书局。这书局是沈松泉和张静庐两人合伙搞的，但据我所知，他们所合的伙可以说是干伙。

《没有画的画谱》，因为那样，也就没有译完。那译稿直到现在都还留存在我的箧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