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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十年续篇19241926（第3页）

三

由福冈回到上海是十一月中旬，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弄里租了一间小房子，是一楼一底的。这“四十四号弄”就在四十四号国民党支部旁边，因为号数相同，我住在那儿时接受过好些国民党的所谓西山会议派的刊物。房子背后是一面空地，有几座无主的大坟耸立在那儿，多少还呈着些自然原野的风貌，但当我移住不久，大坟已经次第被人启发，在目前恐怕老早是被建筑填塞满了。

和我的回上海只相差五天，相别了半年的仿吾，出乎意外地扶着他的长兄的灵柩，也由广州回来了。仿吾是六月去的广州，在广东大学充任理学院的教授，同时兼着黄埔军官政治学校的教官。他的长兄劭吾，任着第二军的军需处长，得了心脏麻痹病突然死去了。仿吾扶着他的灵枢要转回长沙，因此在上海又凄寂地聚首了两天。我最忘记不了的，是仿吾提起他的家事便要伸出两只手来。“这两只手！这两只手！”他的意思是，他的长兄留下了五个遗儿，还有他的生活能力薄弱的次兄也有五位子女。这一双手都是须得他来扶持。他的长兄虽然在做军需处长，但当年的广东经济是异常窘绌的，军队的给养时常闹着问题。仿吾尚未去广东时，军需处长曾写过信给他，叫他在上海设法弄点钱寄回长沙去养家。这是我所知道的事。一九二六年八月，我跟着北伐军路过长沙时曾去看望过劭吾的遗儿，我记得顶小的一个还在母怀中吃奶，顶大的也不过十三四岁，家况是相当寂寞的。尔来十几年了，那些孩子和仿吾也是离开了的，不知道他们的情形是怎样。

我开首是相当踊跃的，除掉自己所担任的一路之外，还到浏河、黄渡等地去视察过。战痕的确是有点惨淡。像浏河镇上有几条街完全成了一片的瓦砾场。那儿的东岳庙就像成了神像的野战病院一样，一些残废了的泥塑木雕，露天狼藉着。

宜兴的调查费了一礼拜的工夫。我到过蜀山、兰右、湖汉、悬脚岭，也到过浙江境内长兴县界上的尚儒村。我有一篇未完成的《到宜兴去》，便是那次调查的纪录。那次的调查使我于战祸之外却深深地认识了江南地方上的农村凋敝的情形和地主们的对于农民榨取的苛烈。纪录可惜没有写完。其所以没有写完，是有一段隐情伏流着的。

孤军社的人本来有一大部分是信奉着国家主义的，和当时的醒狮派有密切的联络。他们既委托我担任调查，并担任调查报告的总编辑，却又去找醒狮派的首领曾琦，要他在调查报告上做一篇序。曾琦本也是我的一位旧友，但他那种近于病态的矜持和把真正爱国的人当成“国贼”的所谓“国家主义”，我是不能赞同的。而他又是长于做“之乎也者”的闱墨体的文章家。孤军社的人要请他做序本也情有可原，因为他们既志同道合，又可以得到兼收并蓄之效。但在我，却觉得有点类似乎蕃莸和冰炭。因此我也就取了一种消极的抵抗，故意把我的文章拖延起来，不把它完成。终于使孤军社等待不过，把调查报告收回去自行编辑，而我的文章也就得以免掉了作为牛溲马勃的资料。但我那篇文章一经拖延，也终于失掉了把它写完的兴趣，我至今都是引以为遗憾的。

同样遗憾的事，是关于《资本论》的翻译。这又是和学艺社所发生的关系。私立大学的开设，在当时的上海颇为流行，学艺社的人也打算办一所学艺大学。我一回沪，便被指派为筹备委员之一人，并被预定为大学的未来教授。除我而外的筹备委员们大都是有职业的，他们多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所里任事。离大学的开办还有相当的时期，闲着的我和我一家人的生活便须设法维持，因此我便决心翻译《资本论》，要求由商务出版，在翻译的期间由商务每月供给我若干生活费。这个意趣得到了学艺社的朋友们的赞成，尤其在商务编译所任着庶务主任的何公敢，他从东方图书馆中把须得参考的英译本都为我借了出来，他们以为这事是不成问题的，只须在编审会上通过便可以定下契约。

这样一来，计划也就只好终于是计划了。这事情在现在想起来都不免是一桩遗憾。不过我也偶尔在这样作想：假使当时我是得到了商务的慨诺，那我的精力，即使不是全部，也会有一大部分，是被用在翻译上的，我定然是被钉在了上海。一九二六年往广东以及其后的事情便不会发生。一个人的生活路线，有时可以为外来的偶然的契机所左右，确是不能否认的一个小小的真理。

《资本论》的翻译计划既归失败，结局是只好在上海滩上过着卖文生活。这样写起来，在现在的作家眼里，或许会感觉着不愉快，因为“卖文”是作家应有的权利，没有什么荣辱可言。否，文章能够卖钱，而且愈能够卖，卖的钱能够愈多，倒要算是作家的荣耀。但在当时的我却是视为万事失败了所剩下的一条绝路。我自己是充分地受过封建式教育的人，把文章来卖钱，在旧时是视为江湖派，是文人中的最下流。因此，凡是稍自矜持的人，总不肯走到这一步。由卖文为辱转而为卖文为荣，这是一个社会革命，是由封建意识转变而为资本主义的革命。我自己在那时是经过了这种意识上的革命来的。开始向商务印书馆卖稿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喀尔美萝姑娘》、《行路难》、《落叶》便连续在《东方杂志》上出现了。在这些作品之外，也还陆续地卖了不少的译文。屠格涅夫的《新时代》、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霍普特曼的《异端》、约翰沁孤的《戏曲集》、高斯华绥的《争斗》，都是在这前后一二年间先先后后地化成了面包的。

自己所视以为不大冠冕的事，在抱着同一封建意识的人看来，自然也不大冠冕。例如已故博士刘半农，他在《语丝》上便挖苦过我是“上海滩上的诗人，自比歌德”。他把我和闲话家陈西滢，已故诗哲徐志摩，归诸一丘之貉。据说骂人也是要讲点艺术的，幼稚的人剑拔弩张，阴险的人指桑骂槐，这样的骂适足以表示自己的幼稚或阴险，事实上是成为了向天而唾。像半农博士的那种骂法，那是可以登诸大雅之堂的了。在“上海”下只消加得一个“滩”字，便深得了春秋笔法。为什么呢？因为所谓“江湖派”者本来还是雅名，再通俗得一点，便叫“跑滩匠”。在上海“跑滩”的人而“自比歌德”——歌德者，德意志的诗圣而曾为限马国之宰相者也——不亦妄乎！

人在落魄的时候，也就如有什么伤痛的神经一样，感受性是倍加锐敏的。小小的讥刺可以惨于蜂虿，小小的慰藉可以暖于春阳。像半农博士的那两句话，其实是很平淡的，但我却记得非常深刻。这原因自然有一多半是由于我的神经过敏了。由于这同样的神经过敏，在同一时期，我也受过好些人的小小的慰藉，使我永远也不能忘记。

住在环龙路，没有雇用女工。内事是由内子担任，外事便归我外子听差。每日所吃的蔬菜，都是我一早跑到八仙桥小菜场去采办的。

我记得，在要赴宜兴调查之前，因为要有好几天不在家，非多储备些食粮不可。一天清早提了一个菜篮，又拿了一张大包单，跑到八仙桥去。我身上穿的是在日本穿了十二年的一件学生装，外面披着一件破外套，头上戴着一顶棕黄色的骆驼绒的鸟打帽，是民国三年初到东京时买的。在小菜场附近买了些猪肉、腌鱼、白糖、白菜，把一个菜篮已经装满了。又跑到菜市上去，向我每常照顾的一位五十上下的老妈妈买了一大堆塌菇菜、芹菜、油菜苔、豌豆苗。我请她替我包在包单里。那老妈妈向我说了几句话，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如闻其声。

老妈妈一面在三和土面上替我打包袱，一面问我：“大司务，你在啥地方烧饭呀？”

——“在环龙路。”我回答她。

——“你往后该买个大来些格篮，用包单会把菜搁坏个。”

就只这样简单的两句，而在我，却好像是有生以来所受过的最大的恩宠。我自己并不想自比为韩信，但韩信受了漂母的一饭之恩而以千金为报的心理，我觉得是能够了解的。

同样是八仙桥。大凡在上海的小菜场上都有面摊，卖粉和面。我是喜欢吃面的人。每逢一早到小菜场去，便要吃两碗面来当早饭。那儿的一座面摊，当炉的怕是一夫一妇，都只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老板娘的一位，人颇矮小，在血色不甚好的脸上有些雀斑，一双眼睛倒还灵活。我一去吃面，她总要特别把我面前的桌面打抹干净一下。面吃完后，她又要用一张比较洁白的葛巾用水绞来让我净面。起初的两三次只以为她是爱干净，善于招待客人。但去的次数多了，看她对于别人却不那样，才知道她是对于我一人的好意。这，也是使我有些受宠若惊的。在那位年青的老板娘眼中，或者又看待得我是在“大司务”以上了罢？我不曾和她搭过话，她的厚意继续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我离开上海去广东为止。真的，假如我有回上海的一天，很想到八仙桥去吃两碗素面。

一九二五年初头，太平洋学会的石瑛长武昌师范大学，达夫做他的辅佐，由北京南下，充任文科教授。他们要聘我去做文学系的主任，连聘书和路费都送来了，路费是二百元。

说起武昌师大的下聘，前后共有三回。第一回是一九二一年九月，那时还是高等师范，尚未升成大学，聘我去做文科教授，聘书下到了四马路的泰东。但我已经折回了日本，在继续着我的医科学业了。

第二次是一九二四年八月，已经升成了大学的时代了。校长姓张，寄信到福冈，也聘我去做文科教授。那次我倒很想去，但因为学校的手续没有十分周到——未下正式聘书，未寄旅费来，而屡次催我去上课——弄得我不很高兴，我又谢却了。

第三次有聘书和旅费寄来了，而且升了官，是做主任。达夫既在那儿，又有张资平是那儿的理科教授，颇有声望，而且正领导着一批青年作家。有了这样好的条件，论理，无论怎样都是应该去的了。但我却又陷在了不能去的苦境。

在前面说过，中华学艺社的人所打算组织的学艺大学，我是挂名筹备委员之一，而且被预约着充当将来的文学系主任。委员虽仅是挂名，主任也仅是预约，然而，怎好见了实利便抛弃了朋友们的厚谊，而向高枝飞去呢？因此，我又不得不把武大的聘书和旅费一同退回去了。

这次的辞退，觉得很对不住达夫和太平洋社的人。达夫写了信来，说是我的辞退使得大家失望，要我再加考虑。北大的陈西滢也写过信来劝我，他照例是用着那种使我有点难堪的措辞。他把武昌比成隈马，叫我去当歌德。

武大出身的洪为法，当时是常在和我通信的，他的劝法尤其直率。他说，要在中国文化界树立一势力，有入教育界的必要。中国人是封建思想的结晶，只要正式地上过你一点钟的课便结下了师生关系，他便要拥戴你，称你为导师，而自称为弟子。如仅是著书立说，不怕尽有人深切地受了你的教益，他是讳莫如深的。一会儿要和你道弟称兄，一会儿还要骂得你涅梁出世。这真是不合算的。他这番话，倒的确也道破了一部分的真实。然而你在文化界就算树立了一个势力，又怎么样呢？何况那样的建树，也谈何容易，入教育界的人多，能够树立成一个中心势力的，却没有几个。

其实我的参加学艺大学的组织也要算是加入了教育界，而事实上是失败了的。这，且留待后述。在学艺大学开办之前，我也在大夏大学当过几天讲师，结果是那儿的办事人把我当成“么二”，而且有一两位国家主义派的学生更曾打过我的翻天印。足见专靠封建意识便能盖世称雄的自然有那样的人，而我却没有那种本领。

当我初回上海时，大夏便想找我去当讲师，讲文学概论。因为钟点少，每礼拜只两个钟头，而校址离我的寓所又远，我没有答应。但终因那儿的学生有一部分希望我去，办事人有一位是留东同学，他直接间接地总要拉我去帮忙。我在第二年的四月，新学期的开始，也就答应了每礼拜去讲两点钟的文学概论。

我那时对于文学，已经起了一种野心，很想独自树立一个文艺论的基础。我的方法是利用我的关于近代医学、尤其生理学的知识，先从文艺的胎元形态，原始人或未开化人及儿童之文艺上的表现，追求出文艺的细胞成分，就如生理学总论是细胞生理学一样，文艺论的总论也当以“文艺细胞”之探讨为对象。

这种“细胞”的成分，在我看来，不外是由于外在条件所激起的情绪，与情绪所必具的波动，即节奏。开始是简单的，继进是复合的，更进则由情绪的领域跨入观照的领域，由条件之反射成为条件之再现。这，是我所了解的文艺的创作过程。

情绪的波动是有感染性的。作家把由内在或外在的条件所激起的情绪，反射出来，由其本身的节奏便可以使受者起着同样的反射。但更进一境，把内在的或外在的条件如实地、或由作家的能动精神而加以剪裁渲染地再现出来，那不用说也可以得到同样的或更进一步的效果。小儿见人哭则亦哭，大人则哭之所以然如不说明，或说明而不得到适可，他不会和你同声落泪。这是我所了解的文艺的感应过程。

条件是进化着的。无论内在的或外在的，都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而进化。由这条件所反射出的情绪，因而也是进化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条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感情，因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过去了的时代条件无由再现，故过去了的时代文艺有它的不可摹仿性。它是独立具存，它是后无来者。这是我所了解的文艺的进化过程。

我是想根据这三种过程以构成文艺总论，再就诗歌、小说、戏剧等以作分论，以构成所悬想着的“文艺的科学”。

这个规划是需要有多方面的参考书，才可以实现的。我自己素来是没有什么藏书的人，而当时的大夏大学更连具体而微都还说不上。他们租了一间租界外的旧公馆在开散学，图书馆是没有的。我的规划，自然也就很难如意地推进。但我当时也要算是费了我的至善的努力。自己没有书，而且没有钱买书，每每跑到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去借阅或者立读。为着一礼拜两点钟的讲义，总要牺牲好几天的工夫。

但我得的报酬是多少呢？他们每个月给我二十块钱，勉强可以够来回的黄包车费。原是出于帮忙，钱多钱少，倒不在乎。因此，我在那儿也相安无事地教了两个月。但不幸我到后来才发现了一个不愉快的秘密。

四

五卅事变转瞬便要随着木星一周天了。全国各报纸照例是会有连篇累牍记述的。年年岁岁都在做着纪念文章，而那事变的全貌，替我们把它塑像下来了的作品，却似乎至今都还没有见到。

有的人在怪时代。时代姑娘哟，你似乎也太轻佻了一点。花样变得太多，使我们实在应接不暇。然而我们这些照相匣子太简陋，照相的本领有限，更加以不肯努力，怕也是实际的情形罢。

别人暂且不忙责备，就是我自己也就糊涂得可观。“五卅”当时我是住在上海的，而且就在“五卅”那一天我也到过南京路，虽然去迟了一刻没有得到侥幸地做一名烈士的光荣。然而我对于那次的事变又有什么文字纪录下来了呢？

手中无书可查，只能全凭记忆，而记忆却真是不甚可靠的东西。连那样划时期的事变，仅仅十二周年，那全体的经过，在我已经是很模糊了。我只记得事变的起源是由于小沙渡路的日本纱厂的工友为经济的要求罢工，工厂的日本人采取无理的高压，把工友之一人顾正红，用手枪打死了。上海的学生界同情工友，在“五卅”那一天，往南京路工部局去要求惩办凶手，不料又酿出了更惨的悲剧，被那儿的西捅开枪，把学生打死了若干人，打伤了若干人。——记忆的残存就只有这一点，死伤者的人数姓名，不用说都已经忘记了。听说目前是“民族复兴”时期，我也由衷地在希望我们的民族真真正正能够那样。但不知对于那一批为民族斗争而死了的烈士，在上海或中国的那一隅，有什么纪念的建筑设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