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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十年19181923（第3页）

——“那有什么结果？跑北京的代表们听说是段祺瑞亲自接见过一次，嘉奖了他们，要他们回到日本安心求学，说政府是决不做有损国体的事的。这一部分的代表有的早回来了，有的留在北京在运动做官。又有一部分南下到了上海，和派到上海的代表们合在一道，现在在办者《救国日报》。空空洞洞地只是一些感情文章。我看他们通是一些政客！”

——“真正爱国的人怕也很不少罢？”

——“受牺牲的倒很不少，特别是一些年纪较小的朋友，他们很热心，四处去卖报，去宣传。但那样的生活能够支持好久呢？能有多大的影响呢？要救国怕还是要有点实际的学问才行罢。”

老张很雄辩，大约也是因为落了一年第，所以特别地愤懑。我自己是有过一番经验的人，自己的爱国心觉得也并不比谁落后。

——“假使中国的政府真正能够同那一国开战，跑回去当兵倒还有些意思。不然只是空跑啦。”我对他这样说。

两个人在那甬道旁边的一座石灯下谈了好一会，老张问我吃了午饭没有，他说他要回寓去用饭。我也就跟着他到了他的寓所。他原来就落宿在邻近村落里的一家新修的下宿屋里面。他是住在楼上的。六铺的草席上连矮桌也没有，只有一个藤手箧，手箧旁边散乱着几本书。我顺手拿了一本来看，是当时以**书驰名的《留东外史》。

——“你怎么在看这样的书？”

——“怎么，不好吗？我觉得那写实手腕很不坏啦。”

我没有再说什么，看了一下书的内容是旧式的章回体，我又把书给他放还原处去了。

等资平吃了中饭，两个人又走到海边上来。

就在箱崎神社的正面，社前的甬道通向海滨的地方，展开了一片银白的沙原。临海处西侧有水族馆和筑港事务所；东侧有一座旅馆，是城堡般的西式建筑，名叫抱洋阁。自欧战开始以来，西欧的资本家因受战事的影响一时遭了挫折，日本的资本主义便乘着这个机会勃发了起来。那时的日本政府正是在财政上采取积极政策的政友会的原敬内阁，对于产业热特别加以煽扬，于是乎有好些通常的家屋都改成了各种各样的小规模的工厂。它们的最大销路不消说就是我们伟大的贵中华民国。中国便替日本人造出了很多的“成金”（Narikin）——暴发户来。那些暴发户一有了钱，痛头的便是怎样来把钱消费。依着经济上的铁则，他们自然要向着规模较大的再生产的方面去灌注，而同时是向着享乐一方面去挥霍，物价便如象受着魔术的呼遣一样，暴涨了起来。在这“成金风”吹煽着的时候，日本的企业家自然是遇着了名实相符的黄金时代，一切的无产阶级和中小商人倒也还没有梦想到失业和破产的危险。在这时候最受着打击的是没有营业本领的中产人家和没有劳力出卖的知识阶级。日本的官公吏和教职员等增加了薪水的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官费留学生，高等学校级的每月由三十二圆增加成四十三圆，大学级的由四十八圆增加成七十二圆的，也正在这个时候。抱洋阁和筑港事务所对峙着的箱崎海岸，就是那时候的“成金风”的标识了。

博多湾中有筑港工事在进行着，是商办的有限公司，打算把博多湾浚深起来成为海港，好推进福冈附近的石炭产业，以夺取长崎港的地位。博多湾的外貌很是像一个大湖。在东北角上有一个细长的土股名叫海中道，一直伸向海中，就像缩小了的意大利半岛一样，把外海的玄界滩和内部的博多湾隔断了。博多湾真是风平浪静的，比太湖的湖水还要平稳。

——“令人有点不相信啦，元军的几百艘战舰，在一夜之间通统沉没在这里了。”

——“那是遇着‘二百十日’的大风啦，那样的大风一来，听说是排山倒海的。这个时期不久就要到了。‘二百十日’你懂么？是从春分起算到第二百零十天，正是夏秋之交，北半球的空气寒冷了起来，和南太平洋上在夏天晒得灼热的空气生出猛烈的对流，便激起那股大风。”

资平到底不愧是学理科而且打算学地质学的人，他这样启蒙地对我说。

抱洋阁前面停着好几部汽车，有好些，一看便可以知其为“成金”的人，带着“艺伎”在那儿进出。有时也挟着些戴四角帽的大学生在里面。听说那里面有海水浴池可以男女共浴，又还有好些娱乐的设备，如像台球之类。时而从楼上的窗口中，于男女的笑声之外，响出撞球的声音。

两个人在滨海的一座石造灯台旁边把衣服脱了，便向海里走去。海水是满潮的时候，但是那博多湾真是“远浅”，在水中走了很远很远，依然还可以踏着海底。一只浚海机在将近湾心的地方刮拉刮拉地运转着。运转机械的动力用的是煤油，待我们在海里凫了一会之后，想来是风头转换了，本来是很清洁的海水，一海面都浮起了煤油，在阳光中反映着种种的虹彩。糟糕！糟糕！两个人匆匆忙忙地又赶快朝岸上逃跑。眼望着抱洋阁上临海的大楼，一些寻乐的男女，坐在楼头畅饮啤酒。

上了岸，把衣服穿好了，向右手松原角上停放着两尊大炮的地方走去。炮是日俄战争时的捕获品，是涂着红油漆的。这种废物，日本国内无论神祠、佛寺、学校、官衙，大抵都有陈列，一方面以夸耀他们的武功，同时并唤起国民的军国主义的观感。

在两尊大炮附近的松树脚根上坐着，纳了一会凉，又谈了一些东西南北的事。但在这时有一番话使我永远留在记忆里的了。

我是三年没有回国的人。又住在乡下，国内的新闻杂志少有机会看见，而且也可以说是不屑于看的。那时候我最不高兴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那是中国有数的两大杂志。但那里面所收的文章，不是庸俗的政谈，便是连篇累牍的翻译，而且是不值一读的翻译。小说也是一样，就偶尔有些创作，也不外是旧式的所谓才子佳人派的章回体。报章的乱七八糟，就在今天也还没有脱出旧态，那可以不用说了。隔了三年的国内文化情形，听资平谈起来，也还是在不断地叹气。

——“中国真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

——“《新青年》怎样呢？”

——“还差强人意，但都是一些启蒙的普通文章，一篇文字的密圈胖点和字数比较起来还要多。”

——“丙辰学社出的《学艺》杂志名誉还好吗？”

——“那和《新青年》比较起来又太专门，太复杂了。陈启修的政治论文被蔡元培看中了，聘去做了北大的教授，他便不再做文章了。许崇清的哲学论文，和蔡元培大打其官司，老陈从北京写信到上海，叫社里的人不要再做反对蔡老头子的文章，大家都很不满意。我看中国现在所缺乏的是一种浅近的科学杂志和纯粹的文学杂志啦。中国人的杂志是不分性质，乌涅白糟地什么都杂在一起。要想找日本所有的纯粹的科学杂志和纯粹的文艺杂志是找不到的。”

——“社会上已经有了那样的要求吗？”

——“光景是有。像我们住在国外的人不满意的一样，住在国内的学生也很不满意。你看《新青年》那样浅薄的杂志，不已经很受欢迎的吗？”

——“其实我早就在这样想，我们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取同人杂志的形式，专门收集文学上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话。科学杂志，我是主张愈专门愈好的，科学杂志应该专门发表新的研究论文，像浅近的科学，我想各级学校有各级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不已经够了吗？似乎用不着办杂志。像《学艺》里面所收的科学论文，专门翻译讲义的钞本，我最不赞成。”

——“出文学杂志很好，但你那里去找人？”

——“据我所知道的，我们预科同班就有一位郁达夫……”

——“哦，不错，不错，老郁是会做诗的。听说他常常做旧诗到《神州日报》上去发表。听说他也在做小说呢。”

——“对，我想他可以来一个。我还知道一位我们在冈山同过学的成仿吾。他去年进了东大的造兵科，恐怕他今年也回了国。他也是很有文学趣味的。他的英文很好，他似乎也可以来一个。你可还认得些什么文学上的朋友吗？”

——“我可没有的。比我们早的同学如像文范村、吴君毅，都在《学艺》上发表小说的翻译，但他们恐怕不肯和我们一道。比我们后的同学我就不知道了。在熊本的人是一个也没有的。”

——“大高同学的系统之外怕还有些人罢？”

——“有或许有，但我可不知道。”

数来数去可以作为文学上的同人的还是只有四个人，便是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和郭沫若。

——“我想就只有四个人，同人杂志也是可以出的。我们每个人从每月的官费里面抽出四五块钱来，不是便可以做印费吗？”

资平很赞成我这个办法。他约定就以我那儿为中心，待学校开课以后，征求仿吾和达夫的意见，再策进行。

在海岸上谈了一会，日脚渐渐偏西了。我约资平到我寓里去吃晚饭，他也乐于同行。从那陈列大炮的地方穿进松林，走向我寓居着的“质屋”，为时只消两分钟光景的。

——“我们在研究自然科学，”我一面走着，一面这样说，“只是在教我们观察外界的自然。我是想由我们的内部发生些什么出来，创作些什么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