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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十年19181923（第2页）

创造社的这番起事，在表面上看来是胜利了。多数的作品既投合于当时的自称才子辈的心情，加之以出版者之帮助，势子遂盛，势子一盛，大商店，例如商务印书馆，也就把创造社的译著来出版了。——这是说的郭沫若、张资平两先生之原稿也。自此以来，据我所记得的，创造社便再没有把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之误译来审查，来写专论了。在这样的地方，不好说得，岂不就是才子加珂罗茨基式乎？（日本文的珂罗茨基Gorotsuki译成中文是“流氓痞棍”。）

这一段文章做得真是煞费苦心，直言之，便是“郭沫若辈乃下等之流氓痞棍也”；但要看我们鲁迅先生的文字是怎样的“曲”。先生全靠他那空灵的推想和记忆，便把一群人的罪状在“一瞥”之中宣布了出来，这是何等折狱如神的名手呀！但先生在这儿也隐隐泄漏了一点天机。他在上面骂创造社攻击文学研究会的误译，在这儿把文学研究会的五个字写成了商务印书馆。哦，原来文学研究会就是等于商务印书馆！文学研究会的一些“正人君子”（这是鲁迅先生的言外之意，因为是和“才子痞棍”相对），特别是袒护文学研究会的我们鲁迅先生，是很清而且高，高而且清，没有受过“大书店”的买贿的！（至于说到我和商务印书馆发生买卖关系的详情呢，那是私人的事情，与创造社无涉，我在本书中要提供一些事实出来，在这儿暂不赘述。）

却说，因为新上海到底不是旧上海之故，创造社员在凯歌声里终自觉得自己替自己的出版书店写商品，虽是种种的努力，然从老板一方面看来，就和眼镜铺的sho（门面玻璃窗）中装饰着的纸扎人物之活落活落的眼睛一样，不外是以广招徕的广告而已。

这一段把创造社员叙得又如此有自觉。因为就是到现在也还有不少的人在替书店老板写商品，在sho中做着广告人物，而自己却在扬扬得意的！

于是乎才希图独立出版，书店老板便把他们向裁判所告发了。

这一句话却要算是天外的奇文！这儿所说的“书店老板”自然是指泰东书局的赵南公。幸好赵南公还没有死，创造社的几个人也都还活着，创造社设出版部时，原来赵南公是提起过诉讼的吗？老实说，我对于我们鲁迅先生这位伟大的“正人君子”的脑神经不免有点怀疑。鲁迅先生或许不会是有意的捏诬，因为受书店老板告发，倒也并不是什么不名誉的事。我想，怕是脑中的记忆有点绞线，在这儿把新青年社和创造社扯在一道了。新青年社由群益书局独立时，书局老板提起过诉讼，这是人众皆知的事。

后来终竟独立了，一切的书籍大加改订，改印刷，新开起店子来，然而旧老板方面也永远地用着旧板，一味的印刷，贩卖，年年闹着什么“纪念大廉卖”。

这几行倒很近于事实，什么“纪念大廉卖”——这是九州万国几百商行所惯用的骗钱调门，自然不限于上海，不限于上海的书业，不限于泰东；然而这种极普遍、极陈套的现象，落到我们大小说家鲁迅先生的手里是怎样地“着手成春”了！因为这个现象一局限到这儿来，便是说：创造社的作品屁钱不值！

在作为商品上虽是怎么也忍耐不过，然而独立了也没有如意地赚出钱来，创造社的人们之走头自然是朝比较有希望的革命的策源地广东跑去了。于是乎便有“革命文学”这个东西出现。然而怎样的作品也没有。在上海呢，连那样“革命文学”的名字都还没有出来。

这段的首两句，我是很忠实地翻译出来的，然而意思还是摸不准确，不知道鲁迅先生的原文是怎样。不过这全段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便是创造社的几个“流氓痞棍”想赚钱没赚成，又才跑去革命。所谓“革命文学”也就是那几个“流痞”所想出的骗钱的幌子。我们这位“左翼之雄”的鲁迅先生的唯物的解释真可以算得是超马克思主义的。但可惜那几个“流痞”所闹出的事实和先生的推论全不相符。创造社出版部的独立是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流痞的一员成仿吾是以一九二五年六月去广东，当的是广州大学的理科教授。还有几位流痞便是郭沫若、郁达夫，和一位新入流后又拆了伙的王独清，是以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从上海出发往广东的：这“三一八”是一个纪念日，在这儿自然用不着我来做“宣传大纲”。几个流痞刚好在这个纪念日上动身，这个日期也就留在了我的脑里。我记得那天在下雨，在黄浦滩码头上送我们上船的有一位楼建南。走的不只我一个人，又还有送行的人做见证，可恨这个日期不好自由创作。就这样，我们在这儿还是应该痛骂那几位创造社的痞棍，为什么那样早便跑向广东去了，没有停一下造些事实出来和我们鲁迅先生的“一瞥”相符，使得我们的“正人君子”又形同捏诬地自由创作了一下。

到了前年（译文中说的是“一昨年”，大约是指一九二七年），“革命文学”这个名称才旺盛了起来，主张它的人是由“革命的策源地”回来的几个创造社的元老和若干新分子。革命文学之旺盛了起来，不消说是有它社会的背景，是因为一般的民众和青年们中有了那样的要求。从广东开始北伐的时候，一般积极的青年都奔走于实际运动，在那时还没有什么显著的革命文学，然而到政治环境突然改变，革命遭了挫折，阶级的分化非常地鲜明了起来。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大大地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活剩下的青年们又入了被压迫的境遇。在这儿，革命文学才在上海成了强烈的活动。所以这革命文学之旺盛了起来，从表面上看来是和别国不同，不是由于革命之高扬而盛，而是由于革命之挫折。其中虽也有几位旧文人投了指挥刀又来干笔墨的旧业，有若干的青年由实际活动赶了出来不得不借此以谋生路，然而实际上具有社会的基础，新分子中极坚实而正确的人多所存在。然而这时候的革命文学运动，据我（！）的意见看来，是还没有经过十分适切的计划，错了的地方怎么也很多。（沫若案：最大的错处就是骂了鲁迅先生。）例如，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的社会并没有加以细密的分析，在苏维埃政权下才能够运用的方法，便想机械地拿来运用。（这大约是责备那时的运动过激了的意思，在这儿正表示着鲁迅的认识之极不正确。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的文艺政策多少可以自由，在成立前的左翼文艺是只有纯粹的战斗。）第二，他们，特别是成仿吾先生把革命使一般人看成很可怕的东西，以一种极左的凶恶的面貌，简直好像是只要革命一到来，一切的非革命者立即便要镳杀干净，使人对于革命只是怀着恐怖。（这一节不知道是根据成仿吾的那一篇文章，恕区区浅学，指不出出处来。）其实革命决不是杀人的东西（阿弥陀佛），而是活人的东西（再来一个阿弥陀佛）。像这种教人以“革命之可恐怖”（这句话原有引用符，未样出处），而自行痛快的态度，这也不好怎么说得，只好说是中了才干加流氓痞棍的毒。

这一段文章说得倒还风凉，不过先生的苦心我们是不好忽略看过的。便是一九二七年连到一九二八年的革命文学运动，有好些新分子是很坚实而正确，只是创造社的几位旧人都是投机的家伙，而且带着“极左的凶恶的面貌”，反使革命生了障碍。就这样，我们鲁迅先生自始至终是要把创造社的几个流痞打进阿鼻地狱里去的。在未革命以前他们是流氓痞棍，在既革命以后他们还是流氓痞棍！在以前的文学运动中没有他们的份，在以后的革命文学运动中也没有他们的份。我们鲁迅先生真是有一手遮天，一手遮地的大本领呀，而且文中的神髓更不好忽略地看过，那是在这样说：“中国的新文学中无论革命的与反革命的，都只有我鲁迅一个人的！”

是的，我们鲁迅先生的确是天上地下最最伟大的一个创作家，他的小说是创作，他的批评是创作，他的讲演也是创作。他在“一瞥”之间便替创造社创作出了一部“才子加流氓痞棍”的历史。（须要注意：“才子”者轻薄之谓也。）

鲁迅的《一瞥》是很长的一瞥，在下文他还把近年来的左翼文学运动“瞥”了一下。在这次运动中最可庆幸的是我们鲁迅先生在榜上有名，所以他也说得像煞有介事。不过他叙述创造社的地方就停止在这儿，以下我不便再多事征引了。创造社遭了封闭的一节，鲁迅先生是绝口不提的，当然这在“正人君子”看来正是那痞棍集社的恶贯满盈了。日本有一位“左翼作家”和暴力团的团长一样的前田河广一郎从前到过一次上海，因为创造社的人没有欢迎他；待他回国之后听说创造社遭了封闭，他便大大称快，在他的机关报《文艺战线》上做了一篇痛骂创造社的文章，说是中国的Ultra派（即鲁迅先生所说的极左派）被中国社会清算了。我看这位日本的“左翼之雄”实在赶不上我们中国的“左翼之雄”，因为像那样鼓睛暴眼地表示出自己的立场来，何如闭着眼睛连不加以“一瞥”的高妙呢？一总之，我应该感谢鲁迅先生，我读了他那篇《一瞥》，才决心来写这部《十年》。但我在这儿还要附带着声明一笔，我这《十年》倒并不是小说——记得国内另一位大小说家宣言过：我是没有做小说家的资格的，因为我的笔太直，不曲，没有像鲁迅先生的那样曲。是的，这层我自己是很承认的，假使要曲才配做小说，那我实在是不配做小说家。据说小说是“寒带”，那吗只适宜于Eskimo那样的小人去住，我也就敬谢不敏。

还有，我这《十年》也不好就说是历史，因为自来的历史其实就只是小说，是由阶级的立场或个人的私怨所写出来的小说。像鲁迅先生的那篇《一瞥》，那才是真正的历史，是上海最近二三十年的文艺史。

后代的文艺史家一定要从那儿取材的。所以我这部《十年》也不敢僭分地说它是历史。

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说本色些，就说它是一个珂罗茨基的自叙传之一部分罢。

一

一九一八年的夏天，我由日本的第六高等学校毕了业，升入了九州帝国大学，由冈山转到福冈。

福冈是日本西南端九州岛的中心都市，在岛的北端，沿着博多湾海岸。市街是由两个旧市合并而成，西段是福冈，东段是博多。大学的医学部在博多市外，背面就是博多湾。这博多湾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地点，它是六百五十年前元世祖的大将范文虎征伐日本时，遇着大风全军覆没了的地方。（日本史家称为“弘安之役”，当西历一二八一年。）当时的遗迹在那沿海一带还是不少，有所谓“元寇防垒”、“元寇断首台”、“元寇纪念馆”。纪念馆中搜存着元军所遗留下的兵器及服用器具之类。

市东尽头处有一带大松原，沿着海湾就和围墙一样，怕有五六里远。日本人称为“千代松原”，在古书上又称为“十里松原”。这“十里”怕是中国人替它取的名字，因为日本的里数一里是要当中国七里。在松原中，离大学后门不远处，有一座大神社，叫箱崎神社，供的是日本人的守护神八播大明神。那种神社在日本国内随处都有，从前骚扰中国海边的倭寇，中国的古书上记载着他们在船上打着“八旙大明神”的旗帜。今年的上海事件，把闸北化成了一片焦土的日本兵也打着“八旙大明神”的旗子，日本的报上还拍了一些照片下来，这是他们自己意识着就是倭寇，同时也就可以看到日本人信仰八旙神的程度了。

日本的神社是有等级的，就像官有官阶，学有学级。那箱崎神社是所谓“官币大社”，用学制来譬比，就是所谓“国立大学”。神社面着海，但由社门走向海岸，相隔还有五六百步路光景，一直成为一条甬道，两边是松林，道旁对立着无数石灯。

到了福冈之后，我住在离大学后门不远的一家性质与“当铺”相当、但规模较小的“质屋”里面。时候是八月下旬，学校还没有开课。有一天中午，我很早吃了午饭，为逃避午后所易起的慵倦和睡意，我跑出寓所来，在松林里面散步。正走到箱崎神社前的甬道上，无心之间我遇着由海岸上走来的张资平。

——“哦，你怎的到这儿来了？”

——“哦，你也怎的到这儿来了？”

差不多是同时叫出的两人的声音。

张资平本是一高预科时的同学。那时候的日本的高等学校是分成三部的，第一部是文科，第二部是理工科，第三部是医科。一高里面为中国留学生特设的预科也就照样分成三部，但是学医的人少，又加以和文科的性质相近，一、三两部合班讲授。如像物理、化学、博物一类的功课，因为讲堂大，便是一、二、三三部合班讲授。资平学的是理科，我学的是医科。因为不同班，彼此虽没有什么往来，但也同了一年的学，差不多天天都在见面的。一年的预科毕业，我被分配到冈山的六高，他也分派到别的地方去了，彼此便足足分别了三年。

——“我是来进这儿的医科的，你是进这儿的工科吗？”

——“那里！我们还没有毕业呢。”老张的梅县的广东官话说得分外激越。

——“怎么还没有毕业？”

——“我们五高的校长很顽固，他说我们是因为排日回国的，他不准我们补考。我们说别的高等学校都补了考，为什么我们又不可以补考？他说：‘你们又要爱国，又要诳文凭，二者是不可得兼的。’”

他这样说我才记起了他是被分配到熊本五高的。熊本也是九州岛上的一个都市，离福冈只有半天工夫的火车。他因为学校还没有开课，便一个人到福冈来洗海水澡来了。

原来在那一九一八年的五月，日本留学界为反对“冲日军事协约”，曾经闹过一次很剧烈的全体罢课的风潮。在那次风潮中还有一个副产物，便是有一部分极热心爱国的人组织了一个诛汉奸会。凡是有日本老婆的人都被认为汉奸，先给他们一个警告，叫他们立地离婚，不然便要用武力对待。这个运动在当时异常猛烈，住在东京的有日本老婆的人因而离了婚的很不少。不幸我那时候和安那已经同居了一年有半，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和夫产后已经五个月了。更不幸我生来本没有做英雄的资格，没有吴起那样杀妻求将的本领，我不消说也就被归在“汉奸”之列了。但好在我是住在乡间，“武力”的滋味我倒还没有领略过。

全体罢课支持了有两个礼拜的光景，所反对的协约并没有因而取消，于是乎便又产生了全体回国的决议。这一决议下来，凡是有钱在手里的人回了国的也就不少，不幸像我这样的“汉奸”每月所领的三十二圆的官费是要养三个人口的，平时所过的早就是捉襟见肘的生活，更那有什么余钱来做归国的路费呢？没有钱便失掉了“爱国”的资格，“汉奸”的徽号顶在头上，就好像铁铸成的秦桧一样。我这人的泪腺似乎很发达，自来是多眼泪的人，当年我受着这样的懊恼，在无人的地方真不知道流过多少的眼泪。但说到回国上来，我也是有经验的人。我初来日本的第二年，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逼着中国承认，我在那年五月七日的一天跟着几位同学也曾回过上海一次。那时我还做过这样的一首律诗：

哀的美顿书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

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

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

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

但是，慨当以慷地回了国的“男儿”在上海的客栈里待了三天，连客栈附近的街道都还没有辨别清楚，又跟着一些同学跑回日本。谁料隔不到两年我又变成了“汉奸”呢？

——“回国后到底得到了什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