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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轰炸中来去(第2页)

于是老人便连忙去取了张报纸来,把字条卷好,递了给我。

拜访了张、李二老回寓之后,陈诚派来跟我的一个人走来报告,汽车已经开来了,正在上油。

发车时是傍晚六点钟。雨在微微地下着。走到一处有两架大卡车停止着的地方,我们的车也停止了。前车的司机者来告诉我们,有敌机空袭。谛听时,在朦胧的夜空中果然有拍音,但不知究竟是我机,抑系敌机。

拍音消逝了,车又开动起来。

整整走了一个通夜,直到二十二日的清晨五时,才到了南京,据说,夜里所走的公路是绕过了××的。

到了南京,最初是拜访第××军驻京办事处的赵处长。由赵作向导,接着便去访问了周至柔。和军事上的朋友们谈话,我觉得是有趣味的一件事,因为他们的态度直爽,抗战意志也很坚决。

是在周至柔那里讲的话。我的估计是苏联的加入战争,或许会由日本先行着手的形势而发动。原因是日本所最恐怖的是苏联东方军的空袭。苏联由海参威发动空军力量,可以炸毁日本的心脏地带,如东京、横滨、大阪、神户等地,而且飞机的飞程可以来而复返,返而复来。日本的空军固然也可以炸毁海参威或更进炸毁贝加尔湖南之重工业地带,但此等地带并无关于苏联之生死存亡。日本的空军要想炸到莫斯科或列宁格勒,那等于是一种梦想。我们的对日抗战,日本人是在求其速战速决的;然而我们的抗战意志日益坚固,速战速决已经势不可能,这使得日本人发生了焦躁。抗战愈持久,日本人的焦躁愈亢进,因而对于苏联的恐怖也就会愈见激增。为要解除自己的恐怖,我觉得日本人有先下手袭击苏联的可能。

周至柔不甚同意我这个意见,他说,日本人是应该先以全力对付着我们的,一面敷衍苏联,不让他卷入漩涡,方为得计。一时要对付两国,他是不会那样愚蠢的。并且苏联的战备,他也袭击不了。

周至柔的见解本来是经常的道理,站在理智的立场上来说,自然是应该先以全力来对付我们为得计。然而日本军部早是把理智丧失了的。他们如还为理智的活动,第一他们就应该觉察到对华侵略只是增长他们的亡国的危机;其次至少也应该觉察到既在华北作战,便不应该再到南方来生衅。然而关于这两层他们都死不觉悟,我们可以揣想到:他们自己会是以袭击苏联为得计的,盖兵法所谓“先发制人”也。

不过这些都是估计,究竟事实会怎样,只有等待时间来解答。

一口皮箱,一囊被卷,被赵处长命人搬进了首都饭店。于是暂时便把自己的身子寄顿在那儿的二百十四号室里。饭店纯系西式经营,室内亦相当洁净。有浴室,这正投我所好,便入浴一次,扫**我两三日来身上所积蓄的尘垢。

在洁白的磁盆中想到了古人所说的“斋戒沐浴可以祀上帝”,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在古时候应该是最爱洁净、最重视沐浴的民族,对于沐浴一事竟赋予了宗教的情操。曾点的“浴乎沂,风乎舞雩”,深得了孔夫子的赞奖,大约也就是出于这同一的情操吧。但这在印度和欧洲的中世纪却是两样,尽管宗教仪节异常严重,而沐浴却是被视为罪恶的。据说浴时和浴后都发动人的**思。这心理和我们的民族心理似乎有点两样。不过我们的民族后来也不爱洁净了,同样也有以沐浴为拨发**兴的习气,不知是否受到西方的影响。

不管它,我究竟是中国人,重视沐浴的遗传因子仍然在我的血液中流着,我是喜欢沐浴的。据我自己的经验,沐浴之后尽可以减少人的杂念,使自己的身心都振作起来,不好放肆。就譬如一张洁白的手巾吧,你自己初拿到手时,总是不好随便污秽它的。故尔沐浴之后,必然地伴以心斋,我是这样地感觉着。有了这样的感觉,就要和“上帝”见面。似乎真可以泰然,虽则我自己并不相信有什么“上帝”。

浴后,坐就南窗下的书案,给上海的友人写了两封信。雨是早住了,但天气是昏蒙的。起伏着的紫金山在西首静峙着,有一高峰突出尖锐,颇类日本的富士山,略略动了一下登临的兴趣。但也想到应该做的事体还多,这种闲情,仅如微风一抹而已。

肠胃仍然不甚舒服,早食既未用,中饭也不想进,便索性实行了断食的斋戒。

室中是有双人床的,我占领了一张,倒上床去略略休息了几刻钟,醒来时已快午后一时了。早上由赵处长早已约定,在午后一时当去访钱大钧,不一会,赵也就坐着汽车来了。

钱是第一侍从室的主任,我们的见面这回还是第一次。第一次见面,觉得他的身体很魁梧。我把陈诚写的介绍信交给了他,同时也把由上海来时何香凝先生所委托的慰劳品一大包绒线编物也点交了。彼此略略谈了一些客气话,于是便告辞了出来。

回到首都饭店,和赵分了手,我自己便往第八路军后方办事处去访问叶剑英。叶是北伐时代的老友,我和他的契阔也整整地十年了。最后一次聚首,记得是民十六年八月初头的一夜,是在九江的一只湖船上。湖,大约是甘棠湖吧,因为是没有月的夜,四面都很朦胧。我只记得湖中四处有菱浮泛,我自己还把菱拔起来,剥食过几粒新鲜的菱角。同船的,有阳翰笙、李德谟,似乎还有梅龚彬,但当夜所谈的话已就和那夜景一样,完全朦胧了。

在一间陈设很简单的狭小的会客室里会见了剑英,他的面貌仍和十年前相差不远,只是眼睛更有光彩,但不知怎的,总觉得表情有点寂寞。这大约是由于他是善战的勇将,他的背境应该是几十万大兵,而不应该是几张沙发吧?

问了些陕北方面的朋友们的消息,也问了些住在首都的朋友们的地址,接着我又分头去开始了我的个别访问。

最先去访问了陈立夫和邵力子。陈立夫不在,邵力子也不在。我晓得他们是很忙的,便各留了一张字条,告诉了我住的地方,并请求指定时间和地点,以便再往候教。

其次是访问了李任公,这次是会着了。由任公的转告,才知道陈真如也住在首都饭店。因此我从任公那儿告辞了出来之后,便连忙赶回旅馆。

但是,真如出去了。

我踌躇了起来,想去访问多年不见的田汉。但我不知道他住的地方。我知道只要打电话到新民报馆去探问便可以问明,但那报馆里面我有很多的熟人,假如他们一知道我到了南京,立刻便会在报上登出来,却是使我有点踌躇了。在报上看见自己的名字时,不知怎的,连自己都觉得有几分憎恨。这怕是在日本过了十年的退撄生活所养出的情绪吧。日本的新闻记者,他们实在是做到了“无冕王”的地位,他们的一枝笔充分地可以生杀人。连日本人也都害怕他们,觉得他们比“刑士”(包探)还要可怕。

又想到傅抱石。这是一位擅长篆刻的名手,他能刻细字,于方寸之内刻列万言;国画也相当出色,我是在日本认识的。他有一个时期在留学生监督处充书记,月领薪水六十元,一面工作,一面苦读,而且还要寄钱回国养家。他那勤工俭学的精神我也是佩服的。我知道他在中央大学艺术科担任教职,便叫人打电话去问,但却没有问出一个结果。

怎么办呢?正在踌躇的时候,电话来了,是真如打来的。他又得到任公的转告,知道了我住的地方。他约我到某处去和他同吃晚饭。

——是的,这倒是一件大问题,吃晚饭!我的断了食一整天的肚子,这样告诉我说。

真如比北伐时更健康了。

在夜色苍茫的园子中,真如告诉了我一段故事。

“‘一二八’的炮手”——吴××,和他的日本夫人离了婚,上华北的前线去了。

这,我觉得,是很好的一项戏剧材料,我现在略略提供一些素材出来,希望在闹剧本荒的戏剧界能够有人把它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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