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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资本主义的杀戮 勒班陀神话 公元1571年 一 杀戮场（第3页）

这位颇具领导风范、在战场上也表现非凡的将军为了表明自己的卓越见识，在勒班陀战役后捐出了属于他个人的战利品，用于抚恤战争中的伤员，他还捐出了墨西拿城送给他的3万金杜卡特179，可惜最后他没有得到腓力二世的全力支持——西班牙国王似乎对他总不放心，认为他会威胁到王位。1578年，唐胡安病死在尼德兰。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忽视掉唐胡安在勒班陀海战中的重要作用。

当神圣同盟联合舰队接近勒班陀时，300多艘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战舰由威尼斯、西班牙、热那亚以及其他国家提供。其中，桨帆战船有208艘，三桅帆装炮舰6艘，盖伦战舰26艘（有意思的是，这些战舰竟然姗姗来迟，在战斗中也没有发挥出什么作用），小型战舰76艘。这支舰队的总兵力高达8万多，包括了5万多名桨手和3万多名士兵。这是自十字军东征以来最为庞大的兵力了。但是，这都不能与奥斯曼帝国相比，帝国投入的舰队总兵力接近10万，包括了230艘主力舰，80艘其他各类舰船。本以为勒班陀海战将成为自亚克兴海战以来最大的划桨作战，谁知这是划桨作战走下海战舞台的日暮一战。

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中，兵革之利占了较大的比重。

威尼斯设计的桨帆船是地中海最好的，航行也最为稳定，就连奥斯曼帝国的战舰也是采用它为模板，西班牙的战舰要比土耳其人建造的战舰更为结实。唐胡安通过向威尼斯将领请教，对神圣同盟的桨帆战船进行了改良，他们锯掉了战船的撞角，这意味着使用撞击战术的时代已经落幕。

他们发现：比起厉害的撞角，若在战船上多安置一门火炮更具杀伤力。当然，主要的改良还在于撞角会影响到艏楼（船艏部的船楼，属船舶上层建筑）上火炮的射界，因撞角阻挡视线的弊端，导致炮手只能采取向高处射击的形式来完成对敌作战。若是不加以改良，在实战中炮弹打到自己船艏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去除撞角后，桨帆战船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而安置火炮的活动空间也得到了提升，可以直接瞄准正在航行的敌舰。正是这样的改良，使得神圣同盟的舰船在作战中表现突出，弹道平直的火炮炸裂了敌方的舷侧，反观土耳其人的火炮虽然齐射攻击，看似威力巨大，实则炮弹高高地、无伤害地飞过敌方战舰的外侧索具和桅杆。如此差的炮击效果，首要原因就是撞角产生的副作用。

在火炮的数量和质量上，因威尼斯兵工厂的生产能力和西班牙工匠的专业技术可提供优质的保障，使得神圣同盟联合舰队拥有1815门火炮，而奥斯曼帝国的舰队只有750门。在海战后，威尼斯人发现他们缴获的敌方火炮根本无法继续使用——虽然这有夸张的成分，但通过现代冶金技术的分析，原材料的纯度不高导致这些缴获物只能被当作废料使用，要么用于船锚，要么用于压舱。再看神圣同盟联合舰队的火炮武器，其中还使用了小型回旋炮，自然是高出一筹了。这种炮的灵活度很高，它们万炮齐发，猛烈地轰击着奥斯曼帝国的战舰，为登船的部队扫清了障碍。而那些在甲板上的士兵则穿着重型胸甲，以尽量避免土耳其人凶狠弓箭的伤害。

另一种武器就是火绳枪。奥斯曼帝国舰队的指挥官们，尤其是海军副司令佩尔塔乌帕夏敏锐地意识到士兵们可使用火绳枪——尽管它使用起来有笨拙感，但在近距离作战中，在狭窄的空间里，当射击距离在300～450米之间时依然可以杀死敌人。欧洲人，特别是基督教徒虽讨厌使用这样笨拙的武器，但考虑到近距离作战的实效性，还是使用了它。让人佩服的是，这些士兵可安全地待在登船网180的后方，将火绳枪倚在甲板上对敌方的船员进行射击。桨帆战船可供自由活动的空间有限，密集的人群，再加上实际作战中船只的相互撞击、纠缠，或者因海浪的冲击，舰船上的人员不得不面临一片混乱的尴尬。因此，哪怕使用火绳枪的士兵枪法再不准，也能较为轻易地射中目标。

我们或许会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双方使用的都是桨帆战船，弊端是一样的，难道土耳其人就没有意识到吗？事情的真相远比我们臆想的更为残酷，欧洲人使用的火绳枪与土耳其人使用的火绳枪相比，前者的射速是后者的3倍，且欧洲人拥有丰富的训练经验，他们的士兵更加懂得实际作战的配合度。

奥斯曼帝国虽然也拥有火绳枪，但他们认为社会地位较高的士兵才配拥有这样的热兵器。更何况，他们认为另一种武器——反曲复合弓对敌方的杀伤力才是最大的。是的，这一点毋庸置疑。那些被严格训练出来的士兵能将这种武器的射程、准确度和射击速率尽可能地发挥出来，可是训练他们需要花费数年时间，而且在实际作战中，一个士兵在连续射击几十发箭矢后就会疲惫不堪。

意识形态上，奥斯曼帝国有着让人惊异的一面：土耳其人并未像西方那样密集使用火枪手的战术，也没有让大群火枪手一致行动，而是依靠每个火枪手或是神射手作为单个战士进行战斗，为了死后天堂的位置而战。也就是说，即便土耳其人接受了欧式武器，他们也会从心里认为采取集群步兵战术会与穆斯林战士的英雄信条和职业部队的精英地位相抵触。

在勒班陀，神圣同盟拥有更多、更重、射击速率更高的火器，拥有更可靠的弹药和更训练有素的炮手，这些优势都被唐胡安清晰地看到了，并且他想方设法地让神圣同盟联合舰队的官兵第一次相信战胜奥斯曼帝国的优势就在欧洲人这一边。因为，规模化使用热兵器形成的压倒性优势会成为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点。

对土耳其人而言，难道就是注定的失败吗？或者说，谢里姆二世就像人们以为的那样犯下了一个酒鬼醉酒后的错误？

数十年来，欧洲的海员都会有一个可怕的噩梦，他们的小群商船在地中海地区是难以逃脱土耳其人的劫掠的，不仅如此，就连他们的沿海村庄同样难逃土耳其人突如其来的进攻和摧毁。因此，奥斯曼帝国或者说谢里姆二世肯定坚信这个国家具备了强大的实力。单说战舰，其在数量、航速和敏捷度方面也是可圈可点的。土耳其人之所以能够在沿海水域肆无忌惮地进行侵袭，并在对敌舰队的机动性上大占优势，主要取决于其设计的桨帆船与一般桨帆船有很大不同：奥斯曼帝国的战舰主要用于护卫商船、参与两栖作战、支援攻城战，不是用于摆好阵型同欧洲战舰展开正面火炮对决的。

作为帝国舰队的总司令官，米埃津扎德·阿里（MüezzinzadeAli，？—1571年）帕夏竟然忽略了上述优势，选择了与神圣同盟联合舰队进行正面炮火对决的形式作战。我们不得而知为什么司令官做出如此选择，我们只知道在勒班陀海战后不到20年的时间里，战舰更新和火炮改良让桨帆战船的优势几乎**然无存。

以英国人建造的不列颠的盖伦战舰为例，只需要两三艘就能在地中海与奥斯曼帝国的桨帆战船展开对决。另外，桨帆战船时代的终极之作——三桅帆装炮舰也是神圣同盟联合舰队的秘密武器。我们同样不知道土耳其人是否能有情报机构获得这样的秘密。三桅帆装炮舰的设计可以追溯到希腊化时期（大约是公元前323年到公元前30年，也就是亚历山大逝世到埃及托勒密一世开创的托勒密王朝时期，这一时期的地中海东部地区原有的文明因受希腊文明的影响而形成了新文明），那时候已经有这种战舰的抽象概念了。这种“巨无霸”被威尼斯人建造出来，投入勒班陀海战时有6艘，采用双层甲板设计，上层甲板为露天甲板，可安放多门大炮，下层甲板是划桨手甲板。3根桅杆和3面三角帆以及艏楼的圆形封闭炮台，让这种战舰在地中海表现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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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波斯帝国的水手们命运一样，虽然奥斯曼帝国和神圣同盟都采用了俘虏和奴隶作为航行上的重要动力，但是奥斯曼帝国的许多桨手几乎没有自由，他们稍有异动就会面临死亡的威胁，唯一能做的就是低着头划桨。

在16世纪，威尼斯海军的政策里也存在较大分歧：到底要不要使用奴隶和俘虏作为桨手？其实，这是关乎民主程度有多大的问题，只不过因为奥斯曼帝国的舰队规模已经超过威尼斯太多了，于是为了尽可能地让自己的舰队规模能与之匹配，桨手远远不够的弊端也愈加严重了。如果要使用奴隶和俘虏，那其数量将超过自由公民的数量。因此，可以这样说，威尼斯共和国使用奴隶和俘虏做桨手是迫不得已的。也因为这个原因，他们的自由度是高于奥斯曼帝国桨手的。那么，我们就很好理解在勒班陀海战中奥斯曼帝国的舰队发生奴隶暴动事件的根源了。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在奥斯曼帝国的舰队中，许多战士和桨手不是自由人，桨手们要被迫戴上镣铐。更为严重的是，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禁卫军，他们同样不自由。这是一支战斗力超强的军队，其兵源主要来自巴尔干半岛（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兵员也从格鲁吉亚、克罗地亚、俄罗斯南部、乌克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等地得到补充）被征服的基督徒里挑选出来的优秀男孩，这样的征兵形式叫血赋，因其征兵手段残忍而得名。这些孩子要么被直接抢走，要么被绑架走，有时候甚至连贵族家的孩子也难以幸免。

在一部名为《勇敢的米哈伊》的罗马尼亚影片里对此就有精彩的呈现。被血赋“看上”的孩子将被改宗，即信仰伊斯兰教，目的是让他们对帝国的信仰更加狂热，然后他们在穆斯林人家里学习土耳其语言，接受伊斯兰礼法教育，并在太监的监督下切除包皮，最后送入军营进行各种严格而残酷的军事训练，直至成为一个合格的禁卫军士兵。由于禁卫军士兵必须绝对服从长官的命令，不许留胡子，不许结婚，不许从事商业活动，他们就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私有财产”，是专属于苏丹的奴隶。即便他们当中有人荣升为将领或海员，也依然是不自由的，就连米埃津扎德·阿里帕夏也不自由。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督教的神圣同盟将领们。像76岁的威尼斯律师塞巴斯蒂安·韦涅尔就是平民出身，他能做到与唐胡安分享指挥权的级别；负责指挥教皇国分舰队的马尔坎托尼奥虽然出身于意大利贵族、地主家庭，但他并非行伍出身……这些看起来骄傲实则在生活中很随性的人，不会因在勒班陀战败而被教皇、威尼斯总督或国王腓力二世一声令下就被处决。米埃津扎德·阿里帕夏和他的指挥官们以及桨手、禁卫军官兵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如果这场战役失败，等待他们的结果将是什么，因为苏丹从来不缺足够数量的人来承担失败的罪责。

或许我们会坚定地问：如果没有了退路，奥斯曼帝国的将士们是否会像项羽破釜沉舟那样迎来一场让后人称赞的胜利？事实上，创造勒班陀海战神话的是他们，也不是他们。毕竟，这场杀戮下的角逐绝非置之死地而后生那么简单，在其背后彰显的是资本的角逐。勒班陀海战绝对是开启了一个新的战争时代。

不同信仰下的海上浴血终将在狭路相逢中大放异彩。

在欧洲人看来，军事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远不如其作用来得重要，兵革之道的国民意识让他们更加注重武器的改良和创新。

苏丹们或者说奥斯曼帝国的上层阶级却像关注印刷机一样关注武器本身，他们认为武器不应成为社会和文化不稳定的源头。他们更加相信在强权的压力下一切该拥有的都会拥有。

这样看来，即便奥斯曼帝国在勒班陀海战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们依然相信大维齐（相当于宰相）轻松的说法：这场战败“只是修剪了”奥斯曼的胡须而已。并且，苏丹强硬地发出消息，帝国将处决伊斯坦布尔所有的基督徒……

无论如何，谢里姆二世已经没有退路，他相信这个帝国可以打败一切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