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生长”系统运转到第三天,资源缺口依然像一张贪婪的巨口。
登记的三百多位“播种者”提供了场地、人力、技术,但最核心的资金,依然捉襟见肘。
电影拍摄是吞金兽,尤其是《野草》中有大量需要实景搭建的荒原废墟场景——
那不是在绿幕前就能解决的。
财务总监把最新报表放在沈小鱼面前,声音干涩:
“沈导,按照最低拍摄标准,资金缺口还有两千七百万。如果按原计划的美术要求,缺口是四千万。”
报表上的数字冰冷而客观,像一记记闷拳。
沈小鱼还没说话,手机响了。
是个瑞士的号码。
她接起来,是母亲康复中心的中文翻译:
“沈小姐,您母亲想和您视频,现在方便吗?”
“方便。”沈小鱼对财务总监点点头,示意他先出去。
电脑屏幕上很快弹出视频请求。
点击接受,母亲的脸出现在画面里。
背景是阿尔卑斯山下的康复花园,秋日的阳光金灿灿地铺在草坪上,母亲坐在轮椅上,身上披着沈小鱼寄去的羊绒披肩,气色比在国内时好了许多,但眼底深处那抹被漫长病痛和家庭重担磨砺出的坚韧,依然清晰可见。
“小鱼。”
母亲笑着,眼角的皱纹像舒展的菊花瓣,“忙不忙?”
“不忙。”
沈小鱼也笑,努力让声音听起来轻松,“妈,您今天看起来特别好。瑞士的空气是不是特别养人?”
“是很好,但再好也是别人的地方。”
母亲轻声说,目光穿过屏幕,仿佛能看见女儿身后简陋的集装箱办公室,“小鱼,妈妈跟你说个事。”
“您说。”
母亲从轮椅侧袋里摸出一个老旧的牛皮笔记本——
沈小鱼认得,那是父亲沈建国当年开公司时用的账本。
封皮已经磨损,边角卷起,里面夹着的却不是公司报表,而是几张颜色不一的存折和银行卡,还有手写的密密麻麻的数字。
“这是咱们家……最后的家底了。”
母亲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语速很慢,但每个字都咬得清晰,像是排练过很多遍,“这本蓝色的,是你爸公司破产清算后,唯一保住的一点安置费,十八万,一直没动。这本绿色的,是咱们老房子拆迁时补的款,我存了定期,连本带利有五十二万。这张卡……”
她顿了顿,手指摩挲着一张银行卡:
“是你爸每个月领的伤残补助,他非要我攒着,说将来……给你添点嫁妆。”
沈小鱼的喉咙突然哽住了。
视频画面外,传来父亲沈建国压抑的咳嗽声,接着是他沙哑的嗓音:
“跟孩子说这些干啥……让她安心拍戏……”
“你闭嘴。”
母亲头也不回地说,语气是罕见的强硬,但眼圈红了,“小鱼有权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