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会后,一个戴眼镜的女孩跑过来塞给我一封信,转身就跑。信纸上画了个笑脸,下面写着:“谢谢你让我知道,哭不是失败。”
那天晚上,我独自走在回住处的路上,手机震动了一下。是E-7发来的自动警报:南美洲某国边境地区检测到异常低频波动,频率特征与育音谷早期试验波形高度相似,持续时间13分钟,随后消失。
坐标定位在安第斯山脉东麓,一片偏远山区,那里有座新建的“青少年行为矫正中心”,由一家跨国非营利组织运营,资金来源复杂,负责人名叫埃利亚斯?科尔,曾是周振国在哈佛时期的研究生。
我盯着地图看了很久,把位置标记为“L-2”。
不是终点,是第二站。
第二天清晨,我收拾行李,准备出发。许小阳拦在门口,双臂交叉:“你要去哪?”
“去找还没熄灭的火苗。”我说。
“你知道这可能是个陷阱。”
“我知道。”我拉上背包拉链,“但你也知道,如果我们不去,就会有更多孩子学会把痛苦咽下去。”
她看着我,忽然笑了:“那你至少得带上这个。”她递来一台改装过的便携式干扰器,外壳刻着一行小字:“让声音回来。”
我接过,放进包里。
临走前,我去了一趟凉山。陈宇的母亲正在院子里晒腊肉,看见我时愣了一下,随即抹了把脸上的汗,笑着说:“他今天写了新句子??‘我想去看看海’。”
我走进屋里。陈宇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一本练习册,一页页全是字。有的工整,有的涂改多次,像一场漫长的挣扎。他抬头看我,眼神依旧怯懦,但不再躲闪。
我把手放在桌上,轻声说:“你想去看海,对吗?”
他点点头,嘴唇动了动,终于挤出两个字:“……真的?”
“真的。”我说,“我们可以一起走。坐火车,或者飞机。你想什么时候出发?”
他低下头,用笔在纸上慢慢写下三个字,然后推到我面前:
**“明天呢?”**
我鼻子一酸。
“好。”我揉了揉他的头发,“明天就出发。”
那一夜,我睡在他们家的老木床上,听着屋外虫鸣阵阵,想起育音谷的日志里有一句话:“语言死亡的第一步,不是失声,是无人倾听。”
而现在,有人开始写了,有人开始听了,这就够了。
第二天一早,我和陈宇坐上了去昆明的班车。路上他一直望着窗外,偶尔指指远处的山,又害羞地收回手。我在笔记本上记下沿途的地名,准备规划下一阶段的行动路线。E-7提示信号稳定,南美那边暂时没有再出现异常波频,但我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我们在昆明转机时,广播突然响起一则新闻:巴西政府宣布查封一处非法心理干预机构,现场发现大量用于儿童脑波调控的隐蔽音响设备,初步调查显示其技术源自上世纪冷战项目残余资料。涉案人员中有两名中国籍顾问,已被国际刑警通缉。
我握紧手机,心跳加快。
这不是巧合。
周振国在复制静默工程的同时,也在培养代理人。这些人不叫“心理专家”,而叫“行为优化师”“情绪管理教练”“家庭教育顾问”??名字越来越温柔,手段却愈发隐蔽。他们不会强迫孩子闭嘴,而是教会父母用“爱”的名义说:“你不哭,妈妈才喜欢你。”
这才是最可怕的进化。
飞机起飞后,陈宇靠在我肩上睡着了。我轻轻拉开背包,取出那台干扰器,又翻出一张泛黄的照片??是当年育音谷幸存者合影的复印件,角落里有个模糊身影,穿白大褂,背对镜头。苏倩最近比对出,那人极可能是年轻时的周振国,当时他还不叫这个名字,而是以“海外合作研究员”身份参与初期实验。
照片背面有一行铅笔写的批注,字迹稚嫩,像是孩子所写:
**“他说我是坏小孩,因为我哭了。”**
署名是一个数字:**K-7**。
我盯着那个编号,忽然意识到什么。育音谷内部等级分为A到L,L为最高。但K级以下,还存在一个隐秘层级??“实验体编号”。那些最早接受声音驯化的儿童,都被标记为K加数字。而K-7……正是档案中第一个在干预后完全丧失语言功能的孩子。
他活下来了吗?
如果他还活着,会不会也在某个地方,等着一句“对不起”?
我合上照片,望向窗外。云层如雪原般铺展,仿佛南极那场爆炸从未发生。但我知道,冰层之下埋葬的不只是通信塔,还有无数未被讲述的故事、未被承认的伤痛、未被原谅的罪恶。
而我们的任务,不是复仇,也不是胜利,是让这些故事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