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义兵首领坐在同一张案前。
第一人带来祖辈抗倭的战功传说,第二人捧着族谱和地方士绅联名,第三人拿出汉阳南门的救火功簿。
三个人都要全罗义兵总指挥权。
“我家三代抗倭。”
“全罗七县粮道都听我们调度。”
“南门是我们先开的,人也是我们先救的。”
审查员没有给祖辈传说排座次。
哪一日、哪一地、带多少人、做过什么、谁能见证,所有战功拆开核。族谱只证明亲属关系,士绅联名只证明这些人愿意支持,汉阳功簿则能对上具体救出人数和火道记录。
最响的一份忠义,没有自动变成军令权。
就在争执时,山村急报接连送到。
十几个村子收到同样的消息:大夏即将收走田地,未交军粮者按通敌论处。当地豪强以保田为名,提前征粮,几股日军残部则把火枪和火药卖给征粮队,借混乱藏进山地。
假消息的落款各不相同。
调查员把消息传播路径画到村图上。
最先出现的不是纸,而是一名跑村货郎的口信。他说在县城听王廷书吏宣讲,书吏却否认见过他。第二天,豪强粮店才印出带假私印的木牌;第三天,山地出现日军残部散发的传单。
三种消息内容相近,来源却未必同一。
货郎可能听错,也可能收钱传话。粮店明确借消息收粮。日军残部则利用已经形成的恐慌招人。若一开始写成日军一手策划,就会替本地豪强和主动传播者遮掉责任。
调查员先查谁在什么时间听见、谁加了“未交粮按通敌论处”、谁拿消息实际征粮。每次转述增加的词分别标出。
一名里正承认,原口信只有大夏将复核田册。他为了催粮,自己添了“先收田”。豪强后来又把复核改成没收。
假讯不是从一张纸里完整长出来的。
它在每一个能获利的人手中被加重了一层。
有的盖义兵私印,有的写王廷口谕,还有的只是口头传递。百姓分不清真假,只能向所有持枪者交粮。
一座村庄在十日内交了三次。
第一次给自称义兵的队伍,第二次给豪强护院,第三次被日军残部抢走。粮簿上三笔都可能被写成向敌供给,也都可能只是为了不让家人挨刀。
“谁给日军粮,先抓谁。”强硬派说。
调查官先问家属是否被扣、粮运到哪里、谁从中得利。
第一户交粮时,儿子被日军抓在村口。第二户以粮换得豪强出具的保田木牌。第三户主动替残部带路,事后分到两支枪和一袋盐。
同样一笔供粮,背后的强迫、求生和获利并不相同。
三本粮簿随后被放到一处。
村中簿记的是每户交出多少,义兵簿只记总收,豪强粮店账则把同日进粮拆成购买与保田费。日军残部没有正式账,只在缴获的布条上记村名和袋数。
四份记录的单位还不同。
村里按斗,义兵按袋,粮店按石,布条只画短线。审计员先实测袋重,再把换算误差留出范围,不拿一个精确总数掩盖量器差。
第一户在村簿交五斗,义兵总账无法对应个人。第二户的保田木牌能对上粮店一石,却不知道一石里是否包括邻户合交。第三户分得盐和枪,实物与主动获利可以相互印证。
供粮账因此只负责证明粮流发生过。
是否被迫,要看扣人、威胁和拒绝空间;是否协助,要看带路、传讯和持续次数;是否获利,要看分赃、特权和后续行为。
一个总粮数无法替这些问题回答。
三名义兵首领的队伍也被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