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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疾风知劲草（第3页）

清早，我从鄱阳街送立群到码头，三厅的同志和公物也大都上了船。一只小轮船，上下两层都挤满着人和行李。有几个放映队和演剧队须得同路，挤得来真是水泄不通。这时是孙师毅在代替阳翰笙的主任秘书的职务（翰笙到香港采办药品去了），经他的经营擘划，倒也安顿得井井有条，大家都好像是很愉快的。救亡歌曲不断地在唱着。

但我自己并不想讳言，我在隐隐地感觉着怅惘。和许多朝夕共处的同志要分手了，和立群也要分手了，就像要移植一株树木，而同时又生生地从树上摘下一条桠枝想要插活那样，实在感觉着从此的前途有点吉凶莫卜。这或许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情感吧？但我并不讳言，我是强为欢笑地和各位朋友告了别，和立群告了别，而在我心里暗暗地祝福他们能够平安地到达长沙。

送了行，我转到三井洋行。顿然感觉着房子特别的宽大了。整个的一屋三楼，大大小小十几个房间，一个人影也没有。有些丢下来的办公桌椅倒满不在乎地闲散在那儿。一些杂乱的纸头堆积在四处。为什么那样仓卒，连纸头都不火化呢？这是应该原谅的。

这三井洋行自十月中旬以来早已成为一座等待爆炸的火药库了。照当时的规定：撤退时要把汉口的主要敌产炸毁。三井洋行便是其中之一，早就由工兵团的人穿通了各层，埋上炸药，并安上引线，只等到必要时点火。在这样一座等待爆炸的火药库里，平时连吸烟都是禁止了的，谁还敢轻易举火呢？

不一会，愈之也孤影悄然地来了，两个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于冷静之中倒充分感觉着兴奋。

是的，我们是不能不兴奋的，我们还得做好些应当做的工作：为报纸写文章，在汉口市内布置对敌的樯头标语，应付国际新闻记者，有时还得照顾到市内的治安……

人手虽然只有两个，但三厅还没有完全撤离武汉。

六　飞将军自天而降

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大部分朋友们也在同一天上了船，准备撤退到重庆。因此，在当天下午，周公便搬到了鄱阳街来和我同住。我们在这里是准备着欢迎一位自天飞来的稀客的。他本来说二十一日会来，但因气候的关系没有起飞，致使危城中的朋友们多抱着遗憾，迫不及待地走了。朋友走了，而我们所期待着的远客却终于在第二天的下午飞到了武汉。

那是谁？

那就是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将军了。

能不出乎意外吗？在武汉快要陷落的时候，却从华北的前线飞来！我们是阔别了十一年的再见。一九二七年“八一”革命后，周公和我先入汕头，朱总司令镇守三河坝，自从那时以后我们便分了手。没想出十一年以后，经过不小的陵谷变迁，在这临到陷落边缘的危城，我们又能够再见。

朱总司令到后，由周公引导，和那位“最高”见了面。他们谈了些什么，我没有过问。

晚上是康泽招待，请周公和我作陪。这样一位显客的到临，尽管是在“孤城落日”的时分，做主人的竟轮到了康泽名下，也可显见招待者的毫无热诚了。这倒是理所当然的，要向反动派求热诚，岂不是等于向乌龟求一点热血吗？

朱总司令来得匆匆，去得也匆匆。他就在鄱阳街一号和我们同住了一夜，二十三号的上午他又飞回前线去了。

在他临走之前，我们在书房里畅谈了一个清早。他要我写些东西给他作为纪念，我信笔写了几句白话诗，内容已经忘了。待我回头请他也写些东西给我时，他也信笔写出了一首白话诗。诗题是写着《重逢》。

别后十有一年，

大革命失败，东江握别，

抗日战酣，又在汉皋重见。

你自敌国归来，敌情详细贡献。

我自敌后归来，胜利也说不完。

敌深入我腹地，

我还须支持华北抗战，

并须收复中原；

你去支持南天。

重违又别，相见——

必期在鸭绿江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