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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蒋介石以后（第1页）

脱离蒋介石以后

一

我们是三月二十四号离开蒋介石的——也可以说是蒋介石放走了我们。

去年十一月八号总政治部派我们到九江去做工作，本来预定的是两个礼拜，但一到了九江，老蒋就不肯放我们回来了。从此便在他的形同监视之下，做了半年的秘密工作，他始终是不肯放我们回来的，尤其是对我个人。他在南昌的时候，不知道对我说过多少次，要我住在他的周围，就是三月十五号他临走的一晚上也还对我说过：“你无论怎样要跟着我一道走，现在李仲公被他们扣留了，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你。到了长江下游，有多少宣言是要请你做的。”像这样的话，他在九江的时候也亲自对我说过两次。

三月二十二号的晚上我奉到中央的电令，叫我到上海去组织总政治部分部。那是一个普通电，老蒋当然是瞒不过的，所以我在第二天的清早便拿着电报去见他。

当我还没有把电报拿出来的时候，他先就对我说：“听说武汉有电报叫你到上海去啦。”

我说：“是的。”我便把电报拿给他看。

他说：“这次到上海去，赶快要把‘总司令行营政治部’的招牌打出来了。你是要跟着我同去的，到了南京、上海，有多少宣言要仰仗你做。”

不消说我依然是敷衍着他。

他委我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是三月十四号，委任状现还保存，委任状写的是三月一号。关于名称和人选上他也很费了踌躇。起初他是想用“东南总政治部”的名义，以邵力子为正主任，以我为副。后来决用了新名，更承他的“皇恩浩**”把正主任的荣衔加给了我。——我现在是让给吴老头子（稚晖）去了，我想那个老头儿一定是在暗中感谢我的。像我这样的人实在是“不识抬举”；他委我为政治部主任，而且每月还津贴我三百元大洋的费用，我却反脸无情，竟至把他“卖”了，不消说我和我们邓大主任（演达）一样，又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坏蛋”。

他委我为政治部主任的事情是很秘密的，在总司令部里面只有四个人晓得，就是老蒋、总参议的张群、军务处长陈焯、我。委任状是陈焯写的，印是张群盖的。张群在十四号亲手把委任状交给我的时候，他诚心诚意地向我贺喜，我还当面回过他们：要请他们吃大餐的呢。

但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实际上却不只这四个人，当老蒋授意于我，要委我为政治部主任的时候，我早就密电了中央，并且将他当面对我说的话也密告了。他叫我和武汉脱离关系。他的叛逆，在那时候我已经就得着了确实的证据，我们那时候早就可以离开他了。但是中央的指示还是叫我“虚与委蛇”，好到长江下游去再做秘密工作。所以我也就成了一个“私娼”，做了一个秘密的政治部主任；因为老蒋那时还在掩耳盗铃，他这个命令要到了南京之后才能够公开。

他已经相信我到这样的程度，既委我为政治部主任，又准备要我做扬雄——替他做《剧秦美新》的宣言，我真是枉也冤哉，看看便要由“私娼”而公娼了。我老早就想不顾一切，丢了就跑；但是我一人跑是很容易的事情，我跑了，我们那里的几十个同志不免就要大受冤屈，要带着几十个人同跑那可不是很容易的事了。

在南昌所过的烦闷的生活，现在已用不着回述，一句话归总，就是无时无刻不是想跑的。

好了，我们奉命到九江了。在九江跑是比南昌更容易的，就带着几十个人同跑也并不是好难的事情，因有一水之便，一船便可以跑回武汉。但是那时候我们的野心又起来了。三月十六号到九江，“三·一七”惨案发生后第二天他就叫我们先到安庆去。我们以为只要离开了他，在安庆还可以做些工作，所以又决心赶到安庆，但是结果是我们前脚到，他后脚就来，来就发生了“三·二三”惨案。一个炸弹打下来，把什么都打得一个粉碎，还说得上什么工作计划吗？又加以“三·二三”惨案我算是他的阴谋的一个破坏者，我的真面目他应该知道，他一定是含恨入骨的。我们假使还要在他的口中，那是只有听他咽下了。

但不料准备着早迟听他咽下的我们，却遭了他的恩赦。

他在二十四的清早，亲自写了一封信给我，信是这样写的：

沫若同志，等候不及，中正先赶赴下游，兄与一民兄同来。中正。

得到了他这张赦令，我们那时候是怎样地快活呀！我真不知道，他怎么能够那样地放心，竟肯把我们放手。或许他正是不放心，所以才没有叫我跟着他去的吧？但这个哑谜儿，我现在也没有工夫来猜想了。

我们虽然脱离了他的虎口，但仍然是在他的虎肘中的。朱一民就是监视我们的人。而且自从他走了以后，安庆的左派分子都集中到总政治部的周围，总政治部和他们总司令部形成了两个对垒。青红帮的流氓们天天造出谣言，要来捣毁总政治部，并且要用暗杀手段来对付我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的那几天，我们真正是有点岌岌不可终日。那时候上下行船都没有，真正是如像陷在天罗地网里面的一样。

其实安庆当时的局面，自老蒋走后，在客观上或许还缓和了些，不过在主观上我感觉得十二分危险的，是在二十五日我去游说过一次李宗仁以后。

二

李宗仁的江左军总指挥部是设在安庆的工业学校。二十五日上午十时，我和辛焕文同志两人去访李宗仁。李宗仁是我的酒友，同时如像李仲公、朱一民、俞飞鹏诸人都是我的酒友。我是借酒来韬晦，同时也是以酒为钥匙去打开他们的秘密关锁。可是酒给我的恩德也就不浅了，我的两耳几乎要成为全聋，我的睡眠也被它替我剥夺掉了。以后或许是我用不着酒的时候了吧，这是我的一个希望。

那天很冷。我们到李军长那儿的时候，他正和陈调元的党代表袁熙绩在围炉谈话。我们到后，袁熙绩便告辞走了。我们便立刻喝起酒来。

一面喝酒，一面把许许多多的话来打动他，希望他在安庆举事，肃清一切反革命派的势力。

那时候在安庆举事是很容易的。拥蒋的武力只有陈调元的两营人，反陈的有蔡文彬的一旅。蔡和陈是势不两立的，蔡在前已经解决过陈部杨世荣的队伍。老蒋到安庆抑蔡，他留朱一民在安庆的任务就是要强迫蔡部出城。蔡文彬不消说是不甘心的。“三·二三”惨案发生后，二十四的晚上，蔡派人到省党部和政治部来接洽，说他可以举兵反陈，但怕李宗仁解决他，想得到这一层的保障。我们去说李宗仁，一半也就是为这个缘故。我们把什么话都说尽了，李宗仁的头脑似乎也明白，但他总下不起决心。他知道蒋的恶迹，他知道“党权运动”的意义，但他对于蒋总还不免有些姑息和顾忌的地方。最后说得我烦躁起来，竟扬声愤气地说：

——“像老蒋这样残杀民众的叛徒，只要是忠于革命，只要是有良心的人，哪个不应该起来反对他！我现在就首先反蒋！”

这一说也把他激动了，他说：“只要中央有命令我就干。”

我说：“现在中央的命令哪里能够来？一切通信机关都被他封锁了。你干了，中央是只有嘉奖你的；并且又不是反对他，只假着不知道他的秘密，我们起来肃清反革命派，他是有苦难说的。”

他说：“我只有一营人怎么干呢？”

我说：“我只要有一连人都敢干！”

实际我最痛心的，就是总政治部的武力只有两支驳壳枪，那时我们假如真有一连人，把一切反革命派都可扫除干净了。

——“好，干！干！干！”李宗仁把右手握成拳头向空中举了几下，再说了一次“干！干”，但接着他就萎下去了，又连说“厉害，厉害，我要睡”。我看他脸色也转苍白了，他的确是醉了。

两个人谈了半天，喝了一瓶半的白兰地——焕文是不喝酒的，他也先走了。我把李宗仁扶上床去，他立地就睡得人事不省，结果是今天的一场游说算是布了一场迷魂阵。

自从我说了李宗仁一次之后，我自己便感觉着危险了。无论上行也好，下行也好，那时候我急于想离开安庆，但是不凑巧地那几天都没有船。我那几天实在有些焦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