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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着东海（第1页）

跨着东海

一

一九二七年的十月，大约是在下旬吧，我经过了“由广东到广东”的北伐战役之后，从香港回到了上海。但已经是被通缉的一名亡命之徒了。

那时候创造社还存在，出版部设在北四川路的麦拿里。成仿吾、郑伯奇、王独清、穆木天，都已经从广州回到了上海。安娜带着四个孩子赁居在窦乐安路的一栋小弄堂房子里，周围住的大都是日本的居留民，我也就暂时潜伏在这儿。

上海是不能久呆的，甚至中国也是不能久呆的。往哪儿走呢？

那时最初的计划是到苏联，而且决定全家都去。

在行期未定之前，我不甘寂寞地也写过一些文章，是用麦克昂的变名发表的。当时的英国宰相是工党的麦克唐纳（Maald），我这个变名有人以为是摹仿他，想和他攀为兄弟，其实我的用意倒别有所在。我这“麦克”是英文maker（作者）的音译，“昂”者我也，所以麦克昂就是“作者是我”的意思。

但也有用我的本名发表的文字，最值得记述的应该是《浮士德》第一部的译文的整理了。

我开始翻译歌德的《浮士德》，是五四运动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一九年的秋间。我翻译了浮士德老博士在中世纪的书斋中，苦诉着学枷智梏的束缚的那一场独白。少年歌德的狂飙时代的心境，正适合于五四前后的一般知识青年的心境，我的译文在当年的双十节上海《时事新报》的增刊上发表过，便引起了很大的共鸣。因此我便受到了共学社的劝诱，要我把全部译出。我在第二年的暑间，只把第一部译出了。艰涩的第二部我没有工夫译，而且也不想译，出版便成了问题。第一部的译稿带在身边，一直延搁了十年，中间还经过一次鼠灾，老鼠在原稿上砌窝，把前半最难译的一部分几乎全糟蹋了。

潜伏在窦乐安路的一座亭子间里，算得到了充分的整理的时间，我把损失了的补译起来，把残存的旧稿，也彻底润色了一遍，仅仅费了十天工夫，便把这项工作完成了。这在我当时是一件很愉快的事。译文相当满意，而且把十年中的经验和心境合孕在里面，使译文成长了起来。可见延搁的十年，也并不是空费。浮士德作了复活节的春游，由原野回到书斋之后，所唱出的这几句：

嗟我小斋中，灯火今复燃，

胸底生光明，深心知内观。

花开希望蕊，理智复能言；

景慕生之川，景慕生之源。

完全是我当时从战场的驰骋中回到小房间里的如实的心境；生活虽然受着限制，希望是非常葱茏的。我有着这样的自信，我在这句译文中所含孕的感情，比歌德写下它们时是还要丰富些的。

整理完毕，立即交给创造社付排，在这次是没有受着丝毫的阻碍了。

自然我也过问过创造社本身的业务。

创造社成立出版部，是在一九二六年的四月一日，是由五元一股的青年股东们凑合起来的。（前一向章靳以先生曾经告诉我，他也是当年的一位小股东。）成立虽然仅仅一年半光景，因受青年们的爱护，业务的发展蒸蒸日上。而出版部本身，差不多就是一个文学俱乐部，每顿开饭，连主带客常常是两大圆桌。但这盛况并不是春和景明的繁花，而是在暴风雨激**中的海燕。因为我个人的政治关系，在孙传芳统治江苏的时代，它已经几乎遭了封闭；在孙传芳被打倒之后，它是更加危殆了。

我是爱护创造社的，尤其爱护创造社在青年中所发生的影响，因此我想一面加强它，一面也要为它做些掩护的工作。怎样去加强它呢？我在人事上发动了李一氓和阳翰笙来参加，同时又通过郑伯奇和蒋光慈的活动，请求过鲁迅来合作。鲁迅在那时也由广州回到上海来了，对于我的合作的邀请，他是慨然允诺了的。

怎样来掩护呢？我当时所拟订的办法是这样：第一是恢复《创造周报》，专以青年为对象；其次是充实《创造月刊》，使它从纯文艺的范围扩展而为综合性的；更其次是发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丛书。我们从第一步做起，曾经在报章上登过恢复《创造周报》的启事，在这启事上是以鲁迅的名字领衔，我以麦克昂的变名居第二，以次是成仿吾、郑伯奇、蒋光慈等。

但这计划却不料来了意外的挫折。我在订这计划的时候，仿吾到日本去了。我满以为他对于这个计划是会同意的，因为求其速成，我在事前并没有征求他的同意。而仿吾在日本方面，却又和另外一批朋友，订了一个新的计划，便是要把创造社作为明朗的思想战的基地，要尽力从事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推阐工作。这一批朋友便是李初梨、彭康、朱镜我、冯乃超、李铁声。他们是少壮派，气锐非常，革命情绪火热地高涨，就为了推行这一计划，大都临到大学快毕业了，把毕业试验抛弃，陆续先仿吾而回到上海。

两个计划彼此不接头，日本的火碰到了上海的水，在短短的初期，呈出了一个相持的局面。我主张等仿吾回未，彼此谈好之后，再来一个抉择。打电报去催仿吾，仿吾也从日本回来了。他坚决反对《创造周报》的复活，认为《周报》的使命已经过去了；支持回国朋友们的建议，要出版战斗性的月刊，名叫《抗流》（后来这个名字没有用，是改为了《文化批判》）。对于和鲁迅合作的事情，大家都很冷淡。到了这样，却是该我自己来抉择自己的态度了。我深深地知道，假如我要坚持我的主张，照当时的情形看来，创造社便可能分裂。这是我所极不愿意的。并且我不久便要出国，仿吾对于将来的创造社要负更多的责任，照着他所乐意的计划进行，精神上必然更加愉快而收到更大的效率。更何况新的主张，虽然危险得一点，说不定是更合理的办法，没有经过实验，我也不好凭空反对，因此我也就退让了。

这些事情的酝酿和进行，大约就在十一月那一个月里面，而我的退让，就表现在专心整理《浮士德》的那个期间，那是十一月的下旬。我的第一部译后记里面保存着了这个日期，那儿记着“民国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改译竣”，文中也明明说到“自着手以来仅仅只有十天的工夫”。

出国的行期一天一天地迫促了，虽不能决定在哪一天，但总不出十二月初旬。因为要到北国去不能不预备些御寒的服装，于是大人制了皮外套，小人也制了些厚实的大衣。没有多的钱，像毛袜、毛手套，和围巾之类，不能够买，便只好靠安娜自己用绒线来编打，那真可是把她累煞了。

当时的中苏邦交已经不绝如缕，上海的苏联领事馆曾经被人袭击，苏联的船只剩下最后一只，以备领事馆人员的撤退了。我们是被允许搭乘这一只船由上海直驶海参威，再经由西比利亚往莫斯科。船，听说也不敢靠拢码头，只停在吴淞口外，上船时要用小划子载去。

一切的准备都粗略地停当了，朋友们也先后替我们饯了行。我们在十二月五号的下午，得到了一个通知，是六号动身，动身前会有人来接，我们须得在家里等候，我自己仿佛回到了幼年时代，自己感觉着兴奋而愉快，从此可以到我所渴慕着的地方了。

六号那一天，孩子们都穿了一身新，也非常高兴。少数的朋友偷偷地来送行，集中在那一楼一底的房子里。大家都兴奋着从清早等到了中午，又从中午等到快吃晚饭的时候，临时的通知来了——船不能开，发生了障碍，开船的日期，到决定后再临时通知。

这是一个意外的挫折，但还不算严重，因为船早迟总是要开的。但就在这个挫折之后，却来了一个更大的挫折，决定了我嗣后十年乃至半生的生活路径。那可不能不算是严重了。

十二月八号的晚上，我突然得了重病。头痛，四十度的高热，脸色发红而带浮肿，两眼充血。自信对于疾病尚属顽强的身子，一得病便不能起床了。第二天睡了一天，病情毫无起色，经过日本医生的诊察，疑是斑疹伤寒。于是在第三天上便不能不进病院了。要进病院吧，也不能够公开，只好偷偷摸摸地进了一家在北四川路上的私人医院。这是日本医师石井勇开的。他和我是先后同学，而且是一位《浮士德》的研究者。

入院后在开始的两个礼拜当中，我完全失掉了知觉。不断地发出谵呓，时而表现狂暴。听说在最严重的时候，医师已经关照了安娜，可以准备后事了。

可是我依然活了下来。病在两星期之后，渐渐地好转，虽然好得很慢。在病院里差不多住了四个礼拜，才回到家里，但我依然是活着了。回家的时候还不能走路，上楼是两脚两爪爬上去的。

医生说我抵抗力强，是死里逃生。得了斑疹伤寒的人，在三四十岁以上的过半数是要死亡的。这话一点也不夸张，事实上有一位和我约略同时得病的人，的的确确是死了。

那是桂毓泰博士的日本夫人斋藤花子。桂博士和我是同期生，是由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的。在北伐前后，他在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任教职，后来做过院长。我们是同学，又是同事（我在北伐前，担任过中山大学的文学院长）。因此在广州的一段时期，花子夫人和安娜，更因同国的关系，是特别亲密的，她们就和姊妹一样。

就在我整理《浮士德》的那十一月的尾上，桂博士同他的夫人也由广州到上海来，他们是要一同往日本去省亲。船过上海的时候有一夜的逗留，在当天晚上，他们是被留宿在我经常坐卧的一座亭子间里面的。就只这么一夜，我们便分别了。但等到第二年的二月初头，我还在养病的时候，桂博士一个人孤影悄然地从日本回来了。夫人呢？死了！就在到东京之后不久，害了斑疹伤寒，死了。

事情是很明显的，我们是同时受了传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