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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泉（第2页）

老人叫我们分散在渔船间等着，他进场去看情形，并打通关系。本来在几天前他已送有口信来，拜托这儿的一家碗店老板姓陈的，暂时收留我们，他不知道这口信是不是已经带到。

五

老人离开我们有半个钟头光景，他又转来了，脸上呈着欣慰的神色。他又把我们带着，从一条侧巷走进场里去。离场尾不远，就在那侧巷附近，便是陈老板的碗店了。是两座店面夹街对立，靠海一边的门面要小些，专门卖些土缸土钵之类；对街的一座要高大得多，在卖细瓷兼做些杂货生意。

我们被引进靠海的一座，立刻上了楼，安定了下来。老人关照我们，不要轻易下楼，场上有不少的反动派，走漏了风声，陈老板也担待不起。我们是很听话的，我自己感觉着，这老人的态度，比我幼年时我自己的父亲对待我还要亲切。

陈老板也来和我们打了招呼，他是老人的忘年的好朋友，年纪恐怕要小二十好几岁。他是一位小城市的小商人型，个子很小巧，给人的印象很清晰，显示得他为人精明，但丝毫也不奸猾。他很诚恳地接待着我们，并不感觉到唐突，也没有那种畏首畏尾的神气，怕受什么拖累。他还很客气地说：怕招待不周到，要请原谅。他这倒也并不是俗套的外交辞令，看他的神气，他是说得非常诚恳的。

在这楼上潜伏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我们又被搬到对街的大店楼上去了。这边的楼房更高大，也更深。前楼是两个套间，大小共有四间房屋，中部夹着一个天井，后面还有一间小楼房，从那儿可以下楼去。在这边住着，不用说是更有可以回旋的余地了。

到了海口，为什么还要在这儿逗留呢？起初有点出人意外，后来才知道，我们要等风。到香港去的船经常是有的，只是一些小帆船，这样的船也就要等风。要吹东南风，才使这船能沿着海边驶往香港。假使风向不好，会把你吹到南洋，吹到琉球，吹到日本，吹到朝鲜。这还算是幸运的，不幸的便只好葬身海底了。在这样原始的情形之下，古时候的人，把飘洋过海当成一件天大的事，是能够理解的。古人的哲学，要人听天安命，也是能够理解的。人是成为了自然界中的一点可怜的浮沤。

天天都坐在楼上等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没有什么书可以读，因为言语隔阂，更没有什么话可以谈。外边也没有什么风声，倒也过得无忧无虑，但脑子却不由得不去作种种的想念了。

仅仅十五个月的期间，随着北伐军由广东出发，经过了八省的遍历，现在又差不多孤影悄然地回到了广东。这变化不能说不剧烈。在这期间，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呢？当着号筒，所到之处，处处吼破过喉嗓。但那有什么用？

一切的一切都太空洞了。一场大革命，不就好像放了一大串花炮，轰轰烈烈地过了一阵，只剩下满地残红，一片硝烟，散了，也就算了吗？在战场上，死了多少的斗士，在清党时分，牺牲了多少的战友呀！到底留下了些什么呢？毫无疑问地，是留下了一个无用长物的我！一粒鞭炮的残渣，被风卷到这海边上来了，空空洞洞地躺在这儿。我到底还可以做些什么呢？该怎么做？

朋友们的去向，丝毫也不知道。特别是病中的恩来，时常在我脑海中回旋着，我不知道他的病是不是好了，是不是脱了险，顺畅地到达了海陆丰？这要算是不幸，只因偶尔的差池，便和他们离开了。那许许多多精神上的支柱，中国革命的火种！

有这些火种的存在，中国革命的火，依然要燃起来，而且会从地心燃出，而不是在地面上燃鞭炮了。革命是人民的大翻身，人民没有动，革了什么命呢？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关系丝毫没有动，革了什么命呢？耕者已经有其田了吗？工人的组织不是刚在萌芽中便被摧残了吗？这样怎么能够应付国内的反动派？怎么能够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

是的，种子进了农村！这应该是深入，是进展，而不是失败！然而，我却和这革命的播种队分离了。这在我个人，正应该是生平的一个大失败！要怎样来补偿这个失败，使我自己对于革命，能够多少有点什么贡献呢？

在神泉天天等风，不由自主地在脑子里总爱想着这些问题。而答案呢？隐讽之间也好像已经有了。在盐酸寮的瓦窑墟，我把什么附身的东西都给丢掉了，只剩下一只红色的头号派克笔。这不是我下意识中的一个很具体的答案吗？

六

天气凉起来了，又住在海边，在瓦窑墟用钱换上的单衫裤不能御寒了，大家又添置了一些。陈老板把他的一件半新旧的洋缎夹衫拿给我，我们要把钱给他，他拒绝接受，还是农会主席的老人解了围。他大概听到安琳和傅君的宣传吧，说我会写字，最好写几张字来送给陈老板留作纪念。这自然是不费力的事，但在神泉要找宣纸，在陈老板却似乎费了大力。

字是写了，写的是些什么，现在已经不记忆了。只是记得当我写字时，陈老板在一旁殷勤称赞，要我写了又写，写了好几张，送给他的亲戚朋友。农会老人的慈和的两眼，也在一旁浮着安慰的微笑，好像在说：他的推荐，是货真价实的一样。其实我的一点毫无功力的字，是值不得那件宝贵的洋缎短夹衫，更值不得他们那样诚实的赞赏的。

字是写了，但没有图章可盖。我的大小图章都完全丢掉了。我更明确记得，我说过这样的话：“将来有机会，我希望重到神泉，到那时再来盖章吧。”——看情形，神泉不久是可以重到了。我如重到神泉，一定要先去访问陈老板，字纸如还在，一定要盖上图章，如是毁了，那我一定要再写。

七

等风足足等了十天，因为不敢进市上去，神泉的市面究竟是怎样，一直不知道。

就在那第十天的晚上，农会主席面有喜色了。他告诉我们：“风向已经转了，东南风。我们明天便上船动身了。”

原来海上的风向一转，同样的风是要连续着刮好几天的，船家趁着这样的机会开船，便可以达到希望的地点。

这晚，陈老板还烧了一大盘红立鱼，添了一壶烧酒，替我们饯行，他预先道了歉，说他明天清早不能送上船，怕被人注意到，回头出岔子。我们都由衷地向他道了谢。十天的掩护是够他提心吊胆的，然而他从不曾吐过一句怨言，露过一丝愠色。谁能说市井里面没有圣贤呢？

第二天一早，我们被引到海边，登上了一只靠在岸边上的船。船并不大，只有两道帆樯。船上的载子是洋桃和萝卜干，大约神泉就是这些货物的产地吧？

我们被安置在船头的尖舱里。另外还有一批逃难的人，其中有几位是从南昌同路来的，有几位是地方干部，他们先上了船，被安顿在腰舱里。在那些舱里是不见天日的，但空气却不嫌不够。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去沧海”，古人所渴想的诗境是具现在眼前来了。是豪情逸致吗？不，一点也不！我自己是连坐轮船都要晕的人，不敢睁着眼睛做梦。

船要开了，但我到这时才知道，农会主席是不和我们同走的。经过了翻译，受到了他的临别赠言：

“大家努力吧，后会有期。我自己是不能离开土地的。我回去料理一下，便要到海陆丰去。”

1948午8月9日写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