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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十年19181923（第1页）

创造十年（1918—1923）

发端

创造社自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遭了封闭以来，已经满三年了。早就有些朋友要我把它自成立以来的经过追记出来，我也有那样的心事，但总迁延着，一直迁延了三年。我现在终于下了决心，要费点工夫来记录出我所知道的创造社，或者更适切地说，是以创造社为中心的我自己十年间的生活。迁延了三年，使我终于下了决心的，说也奇怪，却要感谢我们的鲁迅先生。

是本年的正月三号，一位日本朋友K君到我寓里来，谈到中国的文艺，谈到鲁迅先生。

他问我：“鲁迅是怎样的立场？”

我说：“鲁迅是一位用写实手法的作家，在前颇带着一种虚无主义的倾向，近年听说是转换到左翼来了。”

——“是的，”那朋友说，“我们的右翼之雄的佐藤春夫是称鲁迅为左翼之雄的。”

K的说话显然含有一种讽刺，但我们也没有作怎样的深谈，因为我对于鲁迅先生的旧作既少研究，他的方向转换以后的新作我也还未曾看见。

在临走的时候，那位朋友拿出了一本黄油纸封面的杂志来，递给我，我看时有似篆非篆的“古东多卐”的四个红字。旁边还有一行铅印标识：

佐藤春夫编辑《古东多万》第二号

昭和六年十一月五日发行

这“昭和六年”是民国二十年，西历一九三一年，更简切地说一句，就是去年。照那标识看来，自然是杂志了。

K把目录揭开，指示着《上海文艺之一瞥》下署着鲁迅的给我看，他说：“这篇文章很有趣，请你留着读一读。”

我多谢了他，问他：“古东多万是什么意思？”

他说：“这书的封面背后便有解释。”

翻开封面背后来看，是从日本的一部字典《言泉》上引用来的一段解说，原来“古东多万”的发音是kotodama，写成汉字是“言灵”；照那解说直译出来是：

“我国之言语之自由的变化，具有一种灵妙的作用之谓。国语之妙用。”

再翻到书后的“编辑余谈”，才知道这“古东多万”用的是“万叶假名”——日本的一部歌集用汉字作为日本字母写成的——竟连日本人都不懂，屡屡质问，问得编辑先生“不耐烦而且冒火”，所以在封面背后才引用了那段字典。

我看了着实暗地感叹了一下，我对K说：“要懂得一种外国文字，像在这些地方真很困难啦。老实说，我起初看见封面时，我以为你送了我一本骨董店的广告。”

——“哈哈，我起初却把它当成了法西斯谛的机关报呢。”

——“怎的？”

——“有个卍字啦，德国的法西斯谛希屈拉派打的是这个商标。”

彼此笑了一会，K才告辞走了。我便把鲁迅先生的文章翻了出来，原来是鲁迅的讲述，由一位日本人所译记的。据那译记者“九月十七号在上海”写的短序上说：

“《上海文艺之一瞥》是最近在当地某处，鲁迅秘密的讲演。那讲演的大要在当地的周刊《文艺新闻》上连载了。然而《文艺新闻》在其立场上，顾虑到官方，不能不多少加了一些删削。但是鲁迅又根据那连载于《新闻》的笔记，更把叙述弄得恳切周到，更适切地把辛辣的骂倒直言出来，改写了这篇《上海文艺之一瞥》。本稿即由改写了的原稿向仆讲说了的译录。”

我看到了有“秘密”、有“顾虑到官方”的字样，已经就虔敬起来了。我预想到我们的战士一定展开了一篇左翼理论，对于上海的御用文学民族主义派一定加了些“辛辣的骂倒”。我如饥似渴地把那二十几页的长文，一口气读下去。看他的确是骂了好些人，骂了鸳鸯蝴蝶派，骂了创造社，甚且对于左翼运动也没有忘记他的“辛辣的”清算，一直读到尾上才看见了这样的几句：

以上所说之外还有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和许久以前便盛行着的武侠小说之类，应该详细解剖，可奈已经没有时间，等到将来有机会时再讲。

就好像读旧式的章回体小说，读到起劲处，却被“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的手法欺骗了的一样，我的一口气软了下来。我鼓着劲要跳过一条三尺宽的沟，鼓得一脸通红，仍然跳不过去，立在沟的边上。像这样的讲演我不知道有什么“秘密”的必要，更不知道有什么地方要“顾虑到官方”。在《文艺新闻》上所发表过的内容，我不曾见到。鲁迅先生所“改写”成的中文原稿，似乎也还没有发表出来。我现在暂以一个准鲁迅崇拜者的资格，把日译文中骂到创造社的地方要忠实地——我特别在这“忠实地”旁加上注意点——重译成中文。前后的文脉自然要稍稍照顾到，但我不好便把全部都整译出来：因为鲁迅先生的改写稿一定有发表的机会，即使没有，将来也一定有鲁迅先生忠实的——又来加上注意点——崇拜者来重译全文，我不好把这一笔稿费从别人手里抢来。

讲演的开头是说到新式的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派。这鸳鸯蝴蝶派“因《新青年》的流行才渐受打击”，“那时有易卜生的脚本之介绍，有胡适之先生的《终身大事》那样取着俊俏的形式之婚姻问题剧出现”，以下便论到创造社来了。

此后有新才子派的创造社出现。创造社尊重天才，是艺术至上派，专重自我，崇创作，恨翻译，尤憎恨重译，与同时在上海的文学研究会相对立。其出阵最初之广告上，言有垄断文坛者，即指文学研究会也。

在创造社的头上加上了一顶瓜皮小帽，轻轻地便把创造社的一群穷小子化成了鸳鸯蝴蝶。我们鲁迅先生的确不愧是绍兴人，他的一枝笔实在有点刀的风味。是的，“新才子派”又等于“艺术至上派”，鲁迅先生似乎是学贯中西，大约王尔德、波特莱尔一类的人物，又是欧洲的鸳鸯蝴蝶派罢？是的，“创造社尊重天才，专重自我，崇创作”，这倒不是什么罪恶。无论在怎样的社会里天才是不能否认的，不同的只是天才的解释罢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不是绝大的天才吗？我们鲁迅先生不也是一位文学上的天才吗？特别是“辛辣的骂倒”上其才是尤天的啦！就在“重自我，崇创作”这一点上，创造社的那些穷小子似乎也还没有我们的大天才鲁迅先生的那么“专”，不信，你请去尝试一下罢。只要你有胆量敢把“先生”两个字误排成“老生”，或者对于《呐喊》没有摇旗呐喊一下，你看他先生会是怎样地慷慨，他至少会恭维你是“才子”的。“恨翻译”？“尤憎恨重译”？我自己似乎也是创造社里面的一个人，我自己便“翻译”过不少的东西，并也“重译”过不少的东西啦！是的，那些东西怕没有值得我们鲁迅先生的大眼之“一瞥”。不过不负责任的翻译和重译，似乎是在可“恨”、可“憎恨”之例，创造社也干过些受指摘的事情，鲁迅先生大约就是根据的这些罢？这好象是在说“你恨酸败了的面包，便是恨面包”。吾无以名之，名之日“阿Q式的逻辑”。至于广告的一件，那是要请达夫先生负责的，说详本文。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反对，主张为人生之艺术，一面创作，一面重视重译，并注意介绍了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因为彼等小国谁也不知道他们的文宇，所以差不多全部都不得不靠着重译。而且文学研究会声援了《新青年》，遂为新敌与旧敌所夹，受了三方面的攻击。一方面是创造社，他们既尊重天才的艺术，以主张人生流之艺术的文学研究会为埋头于闲事，为“俗”（此字原译文有引用符，不知鲁迅先生引用的是那一位创造社员的话），且为无能，所以一发现了一个误译，有时便要大卖气力地写一篇很长很长的专论。

第二方面说的是吴宓所代表的学衡一派，第三方面是所谓鸳鸯蝴蝶派。在这儿鲁迅先生又不费气力地把创造社来和学衡派、鸳鸯蝴蝶派归为一类，而使文学研究会继承着《新青年》和胡适之《终身大事》的正统。似乎创造社之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新敌，是因为该研究会声援了《新青年》。是的，只有文学研究会才是文学的正统，是最革命的团体。我可以奉命拥护，高呼几声口号：

革命的文学研究会万岁！

文学的正统万岁！

文坛总司令鲁迅先生万岁！

还有一个“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也该得高呼万岁。我们贵大民国的贵大百姓，要算是不折不扣的“被压迫民族”了。我们贵被压迫民族的贵民族主义的文学呢？在这儿很遗憾，鲁迅先生沾染了点子章回体小说的派头，要等到“下回分解”。于是乎让这一“万岁”也就不好明目张胆地叫出，我们须得学学乖，“顾虑到官方”啦。打个折扣，叫它个半声罢。

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文学卍！

在这儿要加上一个注解。这个屁股上的卍字，就和《古东多万》屁股上的那个字一样，是当作“万”字在使用。“万岁”的一半自然就是卍，但有聪明的读者要把它连想到法西斯，那也是他的自由。

是的，创造社那一批“反动派”——这个罪状倒不自今日始，据鲁迅先生的“一瞥”看来，从与文学研究会反对以来便已经是反动的了。是的，创造社那一批“反动派”真正是罪该万死！公然敢反对“声援《新青年》”、“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文学研究会，要指摘他们的误译，真正是罪该万万死！哼，你们不知道像“雅典主义”一类的翻译，不正是中华民国的国宝吗？你们不知道那些名译，纵不“百世”也会“万年”的吗？我鲁迅先生正告你们：文学研究会者人生之人生也，艺术之艺术也，如此之如此也，这般之这般也；“俗”云何有？岂是“无能”？“无能”者天下之大能也，“俗”者不俗也。“错误”之仅仅“一个”便足使汝辈之“专论”做出很长很长“一篇”，谁能谁不能乎哉？——好了，我尽力摹仿我们先生的笔调似乎有点不类，然而不类者类也，好像通，又好像不通，然而不通正是大通。此亦一“阿Q式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