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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第1页)

流沙

从汕头市夤夜撤退以后,到了流沙,在这儿已经停留了一天一夜了。在第三天的中午,终于等到了两位军事负责人贺龙和叶挺的到来。首脑部聚集在天后庙(?)里一间细长的侧厅里开会,作着最后的决策。决策大体上已经是商定好了的,只是在征求贺与叶的同意。

主要是恩来作报告,他是在发着疟疾的,脸色显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为什么我们在瑞金、会昌连捷之后,毕竟在汤坑打了败仗?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我们已经打到筠门岭,应该穷追,由蕉岭、梅县打出,不让溃败了的黄绍雄、钱大钧们有整顿的机会。我们没有这样做,竟由筠门岭折回,绕道长汀、上杭、大埔而入潮汕。这样便把我们作战力最强的两师人不能不分开来,留了一师在三河坝镇守。终竟让敌人得到了居高临下的形势,集中力量来把我们个别击破了。

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我们的另外两师人,竟至中了敌人的诡计而失掉了斗志。——这说的是贺龙的两师人,两位师长——有一位是他的堂弟——初被敌人收买,但结果终被解决了。

其次是我们的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我们不仅没有把民众发动起来,我们在进入汕头之后,反而还采取了类似旧军阀的作风,枪毙了两位工友,用以维持旧秩序。

把这些失败因素检讨了之后,接着又提说到大体上已经决定了的善后的办法。——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今后要作长期的革命斗争。这工作已经做得略有头绪了。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已经物色好了好些当地的农会会友作向导,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

报告完毕,大家的视线差不多都集中到贺龙身上。他向来是豁达大度、异常乐观的人,但现在显然抱着严重的责任感,面孔分外地沉郁和黝黑。他咬着牙关沉默着。

叶挺先以他平素就带着几分兴奋的语调,开始说起,但说得很简单:“我们再有得一团人,便什么都不成问题的啦。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

贺龙最后以他宏亮的声音,带着愤怒沉着地说:“我被我自己的家族出卖了,连累了革命,对不住大家。但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就这样等一切都说好了,要准备执行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两点钟左右。就在这时候,一位牒报员仓惶地传来一个消息:村外的山头上,有敌人的尖兵出现。

这一消息本来是在意料中的,大家在这两天所担心着的也正是这件事情,但毕竟来得太快了。各个单位还来不及充分疏散,有些改了装的人员也还来不及和向导接头,我们便只好整队出发,准备往云陆(这个地名记不甚清晰,或许有误)宿营。

在村头陆续收集,临时整顿好了的武装同志,可有一营人左右,武装还相当完整。这一营人被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殿后,另一部分打冲锋,由叶挺领队,争夺那必经的西南山头。

走中间的是庞大的非武装人员,这一队伍可比一营人还要庞大。这儿集中着由武汉、南昌、上海、长沙及其他各城市疏散下来的一切男女同志,更加上不少的勤务和挑夫。就单拿政治部来说,就有好几名挑夫在挑着硬洋。离开汕头的那晚,财务处要各单位去分钱,大家怕累赘都不要硬洋,而我们却自告奋勇,把好几箱袁头全都挑来了。

浩浩****地走出流沙,向西南面横亘着的山头进军。山相当高,有蓊郁的林木,远望去,并看不出有什么异状。村外一直到山脚是一片旷阔的田畴,晚稻有些还未收割。田畴当中有二十来户人家,自成着一个小庄落,离村大约有三五里路光景。

是九月下旬的阴晦的一天,已经有充分的秋意了。虽然是在逃难,但在田畴中走着,迎接着从山上吹下来的凉风,大家似乎也都感觉着舒适。在我旁边走着的安琳,在低声地唱着《国际歌》。

我们是走在队伍的正中的。正当快要走到那个小聚落的时候,前面突然响出了几声尖锐的零碎的枪声。这枪声的来源我至今都还不明白,不知道是先头部队的人走了火或故意乱放,还是小聚落里的地主向我们袭击,还是真的敌人占据了山头冲下来了。原因是模糊的,可是效果却非常显著。枪声一响,队伍立地成了乱了阵的蚂蚁。挑脚把担子抛下便乱跑,勤务也乱跑,穿长短衫的革命老爷们也乱跑。殿后的部队在往前冲,想冲上前去迎敌,但被这乱了阵的核心反而把他们冲溃了。

但幸好枪声没有继续,乱了阵的蚂蚁又渐渐稳定了下来。

安琳不再唱《国际歌》了,但她紧靠在我的身边。我们一道在小聚落中陆续收集着有枪的同志们,也收集到了二十人左右。走出村落,在前面的田畴中一段浅浅的高地上,看见有不少的人聚集着,也有一部分武装同志在那儿整顿。我们便把所收集的人也带去加入了。

高地是一簇坟墓,墓并不大,墓碑也不很高,都向着山的一面。各单位的人差不多都在。开头是一位卢师长在指挥那些有武装的同志,他在发着疟疾,正冷得全身发抖。

武装同志们被集中了的也有一百人左右,略加整顿之后,卢师长便命令他们每十人为一小队,每一小队相隔十分钟左右出发,以冲锋的姿势向山麓前进。这样分遣着,到了中途,卢师长本人也随着一个小队出发了。接着便由恩来指挥,但恩来这时已经在发着四十度的高烧了。

临时整顿起来的队伍,部署自然不十分周到,特别关于联络通信的工作,没有规定得明白。先头部队上去后,一直没有消息下来。后续部队每一小队上去,也立即失掉联络,简直就像一枝枝的箭射出去了的一样。几十人逐渐化成小队射出去,射到后来差不多就只剩下些非武装同志了。天色逐渐昏黑了下来,耸立在前面的连山,阴森得像一条庞大的吃人的怪物。大家都感觉着焦虑,向导也没有,只知道路向是从一个山缺口处翻过山去。

天色愈来愈黑了。恩来很着急,最后他叫大家整队,冒险上前。他说:“不冒险是只好坐以待毙的呀!”大家在开始整队了。

就在这时候,于万籁无声之中,在不十分远的背后,突然又零落地极尖锐地响出了几下枪声。这比前一次更加出人意外了。我回头一看,在一片昏黑中什么也看不出。参谋团的几名年轻卫士是很机敏的,立即掉头伏在地下,用他们的驳壳还击了一排过去。我也学他们掩伏下去了,在一个墓碑的下边。

一排枪反击过去之后,对方却沉寂了。

这一次的枪声,我也至今不明白它的来源。假使是敌人,为什么敌人绕到我们的背后去了?或许是反动地主的恶作剧吧?或许是由汤坑溃退下来的散兵,我们自己的人,把我们当成了敌人吧?

但枪声沉寂了。我从墓碑下爬起来,高地上除几位卫士还荷着枪向枪声响处凝视着之外,全体的人员都撤退了。我也照着既定的路向追赶上去,走不好远便遇着安琳,她是折回头找寻我的。再走不远又遇着两位朋友走回头路,他们都是江西人,一位姓傅,曾在南昌市党部负责;一位姓易,在主席团任会计。他们两位也掉了队,正在那儿徘徊,看见了我们就像遇着了救星的一样。

由田间小径登上一条大堤道,下面斜流着一条大堰,在昏暗中看去水像很深,似乎不能涉,堰口也很宽,不能跨越。我们便在堤道上向山的一面走去,揣想走不好远一定会有桥。但愈走和要翻过山去的那个缺口相去愈远了,桥却始终不见。前面不仅毫无人影,连人的脚步声都没有。心里有点着慌了,便又由原路折回,一来想和参谋团的那几位小卫兵结合,二来揣想一定有桥在下游。折回原处时,卫兵们的影子也不见了。再朝下游走,愈走,却同样始终没有一道桥。我们四个人就像成了四个孤儿,被留在一片昏黑的天地里面。

吊着胆子还是往下游走。开始十分诧异,大家怎走得那么快?那几位小卫士分明比我们迟走,怎么也不见人?是打从哪儿走了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他们毫无疑问是涉过了那条大堰,并不是靠着什么桥。这个简单的答案,在我脑里浮起来的时候,时间已经经过了好一段,就再要徒涉,也没有可能赶上前面的队伍了。自己怨艾着近于绝望地在暗中摸索,从堤道却又走上了一条大道,似乎是公路的光景。突然从路旁的一处林薮中漏出一些火光,有人的说话声,是湖南口音。我高兴极了,认为这一定是我们的队伍了。窜进林薮中去,在一丛丛的竹丛下,看见聚集着好几堆人,都是些没有武装的。有的正在造饭,有的横睡在地上抽着大烟。看情形,一定是贺龙部队的火伕,在汤坑附近掉队下来的。说不定他们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打了败仗。

这是很危险的,我心里想,一等到天亮,不忙说被敌人发现会遭歼灭,就是地方上的土匪或地主武装,也会把大家解决了。

我们又从林薮中走出。这次很凑巧,劈头和一队有武装的队伍碰着,看光景有三十人左右。我挨上去,看见有些人的符号,知道是叶挺的部队。这一次可高兴了,我们便跟着走。走在最尾的是一位年轻的军官,我和他打话。他是一位排长,但队伍是七零八落地沿途集合起来的,各军各师的都有,他并不是正式的指挥者。我又问他在队伍中还有没有更高级的官长?他说,看情形似乎没有。我表明了我自己的身份,要他在实际上负起指挥的责任。但他很没有把握地说:“很难的,恐怕就是叶军长来,也没法指挥。”他这话,我开初感觉着诧异,认为他不肯负责,但转瞬我也就明了了。

打了败仗的兵,的确是怪可怜见的。尽管有三十来往人,也有枪械,而且还有一架机关枪,不知怎的,大家的胆子真好像碎了的一样。古人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话,实在是完全的实感。我们本来在走着寂寞的夜路,却听不得一声狗叫,也见不得一粒火光。只要一听到,一见到,立刻就要惊悚起来,从大路插进小路,从小路插进更小的路。向导是没有的,方向打不清,最有趣的是爱朝甘蔗林边擦过,大约是企图遮掩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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