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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的重量与无名的牵绊（第1页）

“余温”的“周末角落”慢慢有了一批固定的听众，像植物自己长出了根系。陈栀在熟客们嘴里，渐渐有了别的叫法——“唱歌的小陈”、“弹吉他的姑娘”，甚至有人自然地喊她“陈栀”，语气平常得像叫一个认识很久的朋友。这些称呼，褪掉了“前女团”、“失业”、“问题租户”那些冷冰冰的系统标签，是她用自己真实的嗓音，一点点换来的、有温度的“民间代号”。

但“命名簿”系统的阴影，远比这点自发的热闹更庞大、更沉默。

一天，赵阿姨忧心忡忡地拿着张通知找到陈栀。“小陈，你看看这个，社区搞什么‘精细化服务网格’，所有住户，连租房的都要重新登记，还要录人脸。说是‘精准匹配资源，提升服务效率’。”

陈栀接过那张纸，冰凉光滑的质感。表格设计得“贴心”，选项却像一张看不见的网：“主要社会角色”下拉菜单里列着“在职员工（请填单位和职位）”、“家庭主妇主夫”、“退休人员”、“学生”、“灵活就业者（请说明工作内容和稳定性）”、“待业失业（请说明原因和求职意向）”、“其他（请详细说明）”。“社区贡献度”则连着“参与活动次数”、“邻里帮忙情况”、“遵守公约情况”等等打分项。

这根本不是登记信息，这是把人分门别类、贴上价值标签。一旦被打上“灵活就业（不稳定）”或者“待业”，再加上她已有的“信用分低”、“租房纠纷记录”，她在社区这个最基本的单元里，就会彻底被归到“次要服务对象”，甚至“需要重点关注（其实就是盯着）”的那一类。

“赵阿姨，这个……必须填吗？”陈栀嗓子发干。

“通知上说‘建议全员配合，以便享受更优质社区服务’，但底下有一行小字，‘长期信息不完整或未登记，可能影响部分公共服务申请’。”赵阿姨叹气，“我看呐，就是要把人摸得清清楚楚，分个三六九等。小陈，你那个……不太好写吧？”

陈栀苦笑。她算什么？在“余温”唱歌算“灵活就业”吗？收入时有时无，也没有任何官方承认。填“待业”？那等于主动把自己送上门让人“关心”（其实是审视）。

“我……再想想办法。”她只能这么说。

这事像块石头压在心上。她明白，躲过了租房平台的审查，绕过了招聘网站的过滤，却很难躲开这种伸到社区最末梢的“摸底”和“归类”。系统的网，越织越密了。

同一时间，李今樾在政务中心，亲眼看到了“命名簿”逻辑在更高层面、更冰冷的运行方式。

她被临时调去帮忙处理一批“历史遗留数据清理”。所谓的“遗留数据”，主要是早年电子化时录入粗糙、信息缺失、或者当事人长期联系不上，导致无法匹配现行标准的数据包。里面大部分是女性，尤其是那些因为结婚、搬家、改名字，在系统里留下断裂或模糊痕迹的人。

她的任务，是人工复核这些数据，试着用仅存的线索（旧地址、模糊的曾用名、关联的亲戚信息）做“最终匹配”或者“归档处理”。匹配成功，就更新档案；匹配失败或者线索太少，就按新规定，标记为“无效冗余数据”，启动“静默归档”——就是从活跃数据库移到深层存储，几乎不会再被调用，相当于在系统的认知里“被隐藏”。

她看到一个又一个名字后面，跟着简短得像简历最后一行似的说明：

“王秀兰，女，1958年生。1985年随丈夫迁入本市。1998年丈夫去世。2003年儿子迁出。2005年后无社保、医疗、消费记录。最近登记住址失效。匹配失败，建议归档。”

“张丽，女，1972年生。1995年进纺织厂工作。2001年离职（原因不详）。婚姻状况不详。2008年有过短暂居住登记，后失效。无亲属关联信息。匹配失败，建议归档。”

这些名字，这些曾经活过的人，在系统的逻辑里，只是因为脱离了“妻子”、“母亲”、“职工”这些有效的社会身份，不再产生新的、清晰可分类的数据，就慢慢失去了“存在”的证明，最终变成等待被清理的“多余部分”。

李今樾握着鼠标的手指有些发凉。这就是“命名簿”的终极暴力——不是消灭身体，而是让一个人在公共数据和集体记忆里“被静音”，被折叠起来，好像从来没存在过。而她现在，正亲手参与这个过程。

她阻止不了这个流程，这是上面的要求，是系统“优化”的必要步骤。她只能在有限的权限里，对那些还有一丝线索、没有完全“透明”的数据，进行更耐心、更仔细的复核，哪怕只是让它们被归档的时间晚上那么几天。

有一次，她看到一个叫“沈玉梅”的数据，关联着一个早就关闭的街道小厂，和一个十多年前的旧地址。系统判定匹配失败。但李今樾偶然在一份非常老旧的、没电子化的纸质档案索引里，看到“沈玉梅”曾是那个厂的文艺骨干，参加过区里的汇演。就凭着这点微弱到几乎看不见的、“不标准”的“文化活动”痕迹，她把这份数据暂时挂起，备注“需进一步核实历史文化活动记录”，让它躲过了立刻被归档的命运。

做完这点微不足道、几乎没用的抵抗，她感到一阵疲惫。她能做的太少了。而像陈栀这样，正在滑向“低活跃度”、“非标准”边缘的年轻女性，将来会不会也变成这样的“沈玉梅”？

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混杂着一种深深的联结感，在她心里涌起来。她必须做更多，不仅仅是在陈栀没地方住时提供一个角落，在她被系统卡住时给点建议，她得帮她建立更结实、更能抵抗被系统擦除的“存在证明”。

那天晚上，“余温”打烊后，李今樾没让陈栀马上走。她冲了两杯洋甘菊茶，两人在窗边坐下，热气在玻璃上呵出小小的白圈。

“社区那个登记表，你准备怎么填？”李今樾问得很直接。

陈栀没想到她已经知道了，愣了一下，有点沮丧：“不知道。填‘灵活就业’？他们肯定要追问具体干什么、收入怎么证明。填‘待业’？更麻烦，像是自己往枪口上撞。”

李今樾想了一会儿，说：“也许，可以填‘自由职业者’，职业内容写‘音乐表演和创作’。”

“音乐表演和创作？”陈栀疑惑，“这……能算吗？我又没公司，没合同。”

“自由职业的核心，就是‘靠个人技能赚钱’。”李今樾解释，语气很平静，像在说一件普通的事，“你在‘余温’的演出，有听众，有人自愿给钱，这就是收入，虽然不稳定。我们可以帮你整理一份简单的、非正式的‘演出记录和收入情况说明’，再找几个熟客帮你写两句证言，赵阿姨也可以做你的‘社区联系人’，证明你住得稳定、人没问题。这不是官方证明，但拿去跟社区解释，也许能让他们把你归到‘有一定社区文化贡献的自由职业者’这类，而不是简单的‘不稳定打零工’或者‘待业青年’。”

这个思路让陈栀眼睛一亮。这是把她正在“余温”做的事，主动“包装”一下，说给系统听，争取一个听起来没那么糟、甚至有点文艺的标签。

“可是……这样会不会太显眼了？引来更多注意？”陈栀还是担心。

“一直躲着藏着，系统反而更容易把你划到‘可疑’和‘不稳定’那堆里去。”李今樾看着她，分析得很清楚，“主动提供一个清晰点、积极点的‘自我说明’，虽然有风险，但至少你自己掌握了一部分定义权。而且，社区层面相对还是讲点人情的，他们需要的是‘好管理’、‘好归类’。一个清晰的‘自由音乐人’，比一个模糊的‘无业人员’，更容易被他们接受和处理。”

陈栀仔细想着李今樾的话。自己定义自己，而不是等着被系统定义。这需要勇气，也需要一点策略。

“我……试试看。”她最后说，“演出记录和收入，我自己可以整理。证言……我去问问常来的几位客人，还有赵阿姨。”

“好。”李今樾点点头，“我帮你一起捋一捋，确保逻辑清楚。记住，重点不是证明你多成功，而是证明你是个有正当追求、和社区有联系、靠合法方式养活自己的自由职业者。”

接下来的几天，陈栀开始认真整理她的“音乐工作日志”。她在星空笔记本上开了新的一页，记下每次在“余温”演出的日期、唱了什么歌、大概有多少人听、收到了多少钱。她还鼓起勇气，跟几位比较熟的听众说了情况，问他们愿不愿意给她做个简单的证明。出乎意料，大家都很爽快地答应了，自由撰稿人甚至主动说可以帮她写几句推荐语。

赵阿姨更是拍着胸脯说：“小陈放心，阿姨给你担保！你在这儿唱歌，街坊邻居都说挺好，是给咱们这儿添点文艺气息呢！”

这些一点一滴的善意，让陈栀心里暖烘烘的，也给了她更多底气。

同时，李今樾在政务中心，利用午休时间，悄悄查了一些关于“自由职业者”社区管理政策的内部指引和模糊地带。她发现，因为数字经济发展，系统对“自由职业”的界定和容忍度其实在被动地变宽，虽然核心还是更喜欢稳定工作，但对于能提供点“社会文化价值”或者“专业技能”的自由职业，存在一定的解释空间和弹性处理可能。这让她给陈栀设计的“自我说明”策略，在理论上多了那么一点点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