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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以损失论成败 日德兰海战 公元1916年 一 风险舰队（第3页）

其一，坦噶尼喀（今属坦桑尼亚）归属德国，肯尼亚、乌干达归英国；

其二，桑给巴尔（今属坦桑尼亚）成为英国的保护国。

这样的条约内容导致了法国的不满，法国提出抗议。最后，法国只得到马达加斯加。英国在东非重要战略计划的连接点由此形成。但法国没有理由任人宰割，他们与俄国在外交上接近，特别是1897年沙皇公开表明支持法国，这让俾斯麦苦心经营的孤立法国的体系就这样破产了。

我们不是一味强调俾斯麦在德国的所作所为有多么正确，只是想通过德国在发展道路上对一些事情的偏执，从而引出其在海权问题上的侧重态度。当威廉二世急切盼望这个国家获得世界大国的地位时，他就在拼命地寻找某种快捷的路径。

马汉曾指出海权的重要涵盖——生产、航运、殖民地，这三者的关系是如此紧密。生产，即产出具有交换价值的产品；航运，借此交换得以进行；殖民地，方便并扩大航运行动，并通过大量建立安全区对此进行保护。

可以说，这三项是濒海国家历史与政策制定的关键所在。生产与贸易是海权发展的动力，而原材料拥有者与市场的新兴工业贵族之间的共需，促使他们结成一种联盟关系。显然，德国已经具备这样的条件了，他们迫切地希望政府在海权方面能够强势一点。

在1887—1912年间，德国的进出口贸易得到迅猛发展，甚至已经超过了美国，前者增幅为214。7%，后者为173。3%。我们再看英国和法国，英国这样强盛的国家才为113。1%，法国为98。1%。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出现了贸易逆差，德国面临的困境是如何让对外贸易出现顺差。这是德国当时的经济状况，对此，我们可以从麦金德的一段话中得到一些启示，他说：“德国对市场的饥饿已成为世界上最恐怖的现实之一。”

德国的努力让它看到自己的能力，那些野心勃勃的商人相信德国作为工业强国是可以在将来取代英国的。这不是夸大其词，以1880年到1912年间的贸易数据来分析：1880年的时候，德国有80%的出口销往英国、法国以及东南欧国家，但是，德国自身也从这些国家进口，占进口总量的77%。到1913年，德国从欧洲国家的进口就明显下降了三分之一，取而代之的是，海外成为它的原料供应者。

在政策上，德国已经开始大刀阔斧地对贸易给予鼓励和支持。它们积极拓展海外殖民地，严格保护关税，奖励出口。各种新兴的产业蓬勃发展，像钢铁业、采矿业、新式化学工业、电气工业、光学工业、纺织工业等都在朝兴盛的方向迈进。

航运业的发展也成为德国强盛的标志。在1888年的时候，德国的船队还主要是以帆船为主，注册吨位是120万吨。到了1913年，这种模式迅速改变，基本上都用轮船了，注册吨位是310万吨，不来梅港、汉堡港的扩建使之成为这一时期运输量仅次于纽约和安特卫普的海港，超过了伦敦、利物浦、马赛。

当德国的对外贸易跃居欧洲第二的时候，能超过它的只有英国，而德国的海军力量却远远落后于英国，就连法国、意大利和俄国也比德国强。

这样的德国，心里就极不平衡了，再加上1897年德国成功获得中国的胶州湾，这无疑给德国又增加了一剂催化剂。于是，德皇威廉二世赶紧任命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vonTirpitz，又译蒂尔皮茨或铁毕子）为帝国海军大臣，主持海军建设事务。仅仅在第二年，海军法案就通过了为期6年的建造计划。

看来，德国要有大动作了，它要将触须伸向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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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先进战舰中取得的快速进展被认为是工业技术进步的完美产物，恰好德国又拥有令世界钦佩的大学，崛起的平民新贵便自视为这一进步的推动者。无独有偶，社会学家格奥尔格·西梅尔（GeSimmel）也在世纪之交前夕将战舰称为“现代工业生产最全面的体现形式”，甚至认为它就是现代化的、分工齐全的和机械化的大众社会的完美象征。

按照阿内尔·卡斯滕和奥拉夫·拉德的描述，同样并非偶然的是，“社会各界的满腔热情很快就化为威廉二世时期德国舰队建设计划的推动力”。针对这一事态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前德国首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TheobaldvohmannHollweg）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满腹怨言：“连有些对财政预算吹毛求疵的议员都无法抵御‘称霸海洋’这句咒语的魔力……一小群专家怀疑我们建造大型战舰的道路是否正确，但面对一个狂热的、专为主流服务的新闻界，这种怀疑无处容身。舰队政策产生的沉重国际负担引起了担忧，但被粗鲁的煽动压下去了。海军内部也未能完全清醒地意识到，它只是政治的工具，绝不是政治的决定因素。”

“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让当时许多欲称霸世界，并以实施一些舰队建设计划为主的人找到了“无懈可击的借口”。拥护这一思想的国家绝不仅限于德国，这一点无须多加证明，就如前文所述，从德皇威廉二世本人的种种行为就能看得出。毫不夸张地说，他就是舰队代言人，他狂热地支持建立一支“光芒四射的海军”。皇帝自称差不多吃透了马汉那部影响深远的论述海权的著作，我们不清楚他背诵到了什么地步，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威廉二世仔细倾听了一位“精力充沛而能言善辩的海军军官对海洋战略的思考”，此人就是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

1897年，提尔皮茨作为海军大臣任职于帝国海军部。他之所以能上任这个职位，除了得益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贵族们对称霸海洋不感兴趣——还得益于他本人对工作的认真，不知疲倦以及很重要的敏锐的理解力与政治手腕。

然而，如何实现创立一支强大海军的目标与具备这样的梦想是两回事，除非他能找到马汉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操作指南”。根据德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尼佩代（ThomasNipperdey）的著作《德国历史》中的描述，在提尔皮茨上任海军大臣的第二年，就依据地缘战略思考进行了精辟的总结：“只要德国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势力范围越出欧洲大陆边界的政治大国，那么泛美、大不列颠、斯拉夫民族，可能还有以日本为首的蒙古种族275，这些大国聚集在一起将会在下一世纪摧毁或完全遏制德国。在这个充满强烈对抗的世界上，避免这一结果不可或缺的基础是（拥有）一支海军。”事实上，威廉二世自己也承认，是否支持建设海军是一场“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斗争”。

因此，提尔皮茨能在1898年通过《海军法》，1900年又加以修订。至此，他可以“更加合理”“名正言顺”地从帝国议会获得巨额资金，这些资金将用于建设一支大型战列舰队。历史上将这一恢弘的战略称之为“提尔皮茨构想”。

提尔皮茨能在帝国的支持下去践行他的构想，除了德皇的支持，更应该感谢“海军至上主义”的思潮。

海军理论家们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围绕海战中应当达成的战略目标进行了激烈争论。最终认为，就确保国家的权力和地位而言，控制海路终究比控制大陆更重要。因为，大规模工业生产时代对原料进口和产品销售有着巨大需求，所以重要的是保护自己的商路并切断对手的商路。

具体来说，由于作为陆地生物的人类并不能从控制海洋本身获益，为此，巡洋舰对战理论的支持者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建立一支可派往全球的、快速的小型巡洋舰队与敌作战，同时保护自己的贸易通道”。战列舰队的支持者则认为，“应该达到在敌方海岸附近夺取制海权的目的”。无论是哪种观点，都需要组建一支“由重型战舰组成的庞大战列舰队，其首要任务是与敌方的战列舰队交战并予以歼灭”。

值得一提的是，战列舰队理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马汉，“他以三次英荷战争的历史经验作为论证依据”证明了这一观点。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罗杰在《海上战事》中所言：“事实上，17世纪的英吉利海峡的确爆发了这三次战争中的一系列海战，并且英国最终夺得了海洋霸权。”

从长远来看，德意志帝国是想建立一支“足以在战时与英国皇家海军相匹敌的战列舰队”。不过提尔皮茨有他的想法，他知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与英国海军进行抗衡，这一点“就连热情的德国公众也认为打败英国人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幻想，不管这是当下、中期还是长期的目标”。因此，他谨慎行事，提出“德国舰队只需强大到能够在海战中给英国皇家海军造成一定损失，使它有经不起第二个海上竞争对手（如法国或俄国）打击的风险”的方案。

风险舰队方案的诞生自然会引起他国的反应。首先做出反应的是英国，英国人完全将德国舰队的存在视为一种威胁。很快，提尔皮茨的对手就有反应了——这个人将自己的名字与英国舰队建设联系在一起，他就是著名的海军上将约翰·阿巴思诺特·费希尔（JohnArbuthnotFisher）276。

饶有意思的是，这两人的出身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前者出身市民阶层，后者来自一个贫寒之家，并且这两人对待工作都十分热忱。1905年，费希尔被任命为第一海务大臣之后，就以满腔热情投入英国海军的现代化事业。他上任后的几年内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报废了150多艘老式战舰，取而代之的战舰在动力、装甲防护和火炮方面都体现了技术上的飞速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06年，英国皇家海军“无畏”号开始建造，“这艘战列舰技术上的革命性使此后的同类战舰被统称为‘无畏舰’，而之前的战列舰则被称作‘前无畏舰’”。

为此，德国方面起初惊慌不已，随后就开始果断应对无畏级战列舰的挑战。“他们继承了无畏级的技术创新，同时力求超越。根据主力舰大规模决战的战略理念，德国工程师们在设计新式的国王级战列舰时侧重于提高装甲厚度，以增强防护能力。”德国在这方面很快就赶了上来。

可以说，这一时期“马汉理论”的实际发挥达到了一个**，不少国家都开始造舰，形成在数量、质量上比拼的海军军备竞赛模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国的大舰队——只是活跃在全球范围内的英国舰队的一部分——拥有的重型战舰包括21艘战列舰、4艘战列巡洋舰和8艘装甲巡洋舰。与之相对，德国公海舰队仅有13艘战列舰、3艘战列巡洋舰和1艘装甲巡洋舰”。

根据德国学者米夏埃尔·埃普肯汉斯（MichaelEpkenhans）在《海军陆战队》里的描述：“德国海军部坚信英国人会在战争爆发后立刻驶向德国海岸，并在那里寻求决战。”英国国内反应相当敏感，我们可以从英国皇家海军军官保罗·兰伯特（PaulLambert）在《战时的皇家海军》中的描述得到证实，他这样写道：“任何法律或外交层面的顾虑都被国内公众要求血洗德国的压力所盖过。当内阁说服一个民主国家进行一场战争之后，它很快就会意识到，这样做会释放多么危险的力量。它再也不是局势的掌控者，并必须对公众压力做出反应。”

面对英国的敏感反应以及相应措施，之前还信心百倍的提尔皮茨也不得不有些悲观了。对此，我们可以从他的回忆录里得到印证，1914年9月14日，战争爆发不到6个星期后，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他说：“要是亲爱的上帝不帮助海军的话，事情看起来不妙。”

事情看起来确实不妙！“在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英格诺尔（Friedrigenohl，任职时间至1915年2月2日）和胡戈·冯·波尔（HugovonPohl，任职时间至1916年1月23日）的小心指挥下，德国公海舰队小心翼翼的推进最终以在赫尔戈兰海战（1914年8月28日）和多格尔沙洲海战（1915年1月24日）中损失惨重而告终。”

事情看起来更不妙的是，德皇威廉二世生怕舰队出现损失，就保留了出动它们的最后决定权。这让提尔皮茨郁闷不已。而更让他郁闷的是，1916年初，海军中将赖因哈德·舍尔（ReinhardScheer）277替代了身患重病的波尔海军上将，成为公海舰队司令。

这位雄心勃勃的海军将领可不想“老老实实”待着，他决定一改前任采取的消极态度，计划在稍晚进行的决战之前先设法削减英国皇家海军的优势。1916年5月下旬，他果断地决定将英国舰队拖入一场战斗，其意图在于分散英国舰队，以便可以进行各个击破。

提尔皮茨清楚地知道，一场没有准备充分，实力有所悬殊，且受到德皇威廉二世掣肘的战斗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