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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勒班陀神话（第2页）

乌卢克·阿里激动万分，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于是他命令士兵向敌方的右翼和后方展开猛烈攻击。这种战术和亚历山大大帝在高加米拉运用的战术几乎如出一辙，大流士三世在那场战役中损失惨重，也是因为左翼出了问题，留了一个大空隙，这才给亚历山大大帝有机可乘。神圣同盟联合舰队立刻遭到来自舷侧的攻击，却没有能力迅速调转船身进行还击。于是，损失继续扩大。

由彼得罗·朱斯蒂尼亚尼指挥的圣约翰骑士舰队就遭受了惨重损失，甲板上死伤枕藉。然而，历史就是这么让人唏嘘，乌卢克·阿里急于获取战利品，而不是趁着大好形势继续猛攻，这无疑给了敌方喘息的机会。于是，由胡安·德卡多纳（Juandea）和阿尔瓦罗·德巴桑率领的预备队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战斗区域，利用火炮的优势向乌卢克·阿里的舰队展开猛烈轰击，仅仅几分钟的时间，局面就得到了扭转，若不是阿里命令快速砍断拖缆，他的舰队定会支离破碎。

对于阿里本人而言，他可算在勒班陀海战中表现突出的一位，虽然他未能将战果继续扩大，但至少给予神圣同盟联合舰队不小的打击。因此，他也被晋升为帕夏，执掌帝国舰队的重建工作，又在1574年的突尼斯战斗中，以监军的身份参战。

现在的战局是神圣同盟联合舰队的中央、右翼、左翼战线都取得了胜利。这主要得益于三桅帆装炮舰一开始就密集又猛烈的炮击，并且为了方便炮击，他们还把船头给锯掉了，让火炮从舰艏的炮位轰击奥斯曼帝国舰队的水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奥斯曼帝国舰队因炮位瞄得太高，装弹速度较慢，导致最后面对敌方的轰击基本无力还击。

当对战双方距离靠近时，作战形式就会演变成类似于步兵在甲板上的作战。在勒班陀海战中，西班牙的兵力总数达到了27000人，其中有7300人是德意志雇佣兵，这样的兵种拥有强悍的战斗力。西班牙人的火绳枪重量大约在15～20磅之间，能够将2盎司重的子弹射出350～450米，齐射时几乎可以粉碎敌方蜂拥而上的进攻。反观奥斯曼帝国，他们只有在士兵涌入势单力薄的敌方战舰时才能取得胜利。在狭小的空间里使用重装步兵展开作战，土耳其人缺乏相关经验。即便如此，神圣同盟联合舰队也损失了不少精英战将，如马里诺·孔塔里尼、温琴佐·奎里尼、安德烈亚（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的侄子）。

战斗进行到下午3点30分结束。根据相关统计，平均每分钟就有150名双方官兵战死，此外还有成千上万人要么受伤，要么失踪。巨大的伤亡让勒班陀海域成为名副其实的杀戮场。这场海战也和萨拉米斯、坎尼和索姆河等海陆战场并列成为单日屠杀最为血腥的战役之一。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神圣同盟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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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勒班陀海战结束后的近1年时间里，的确在地中海的海面上很少出现奥斯曼帝国的战舰了。但是，这场战役的胜利并未让神圣同盟将战果扩大，他们既没有夺回塞浦路斯，也没有解放希腊。

其中最大的症结是，神圣同盟没能彻底夺取用于海上贸易的重要航线，仅仅过了2年，因为亚洲贸易路线被切断，威尼斯的贸易收入呈大幅度下降趋势，陷入困境的威尼斯不得不与奥斯曼帝国媾和。于是，这个庞大的帝国继续开始它的扩张之路，在接下来的2个世纪里，克里特岛、匈牙利和维也纳都是土耳其人的目标。经历了勒班陀海战的失败，奥斯曼帝国似乎也明白了什么，在战争结束不到1年的时间，帝国就开始大规模效仿威尼斯大建兵工厂，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军火基地，一支全新的土耳其舰队正在建立。

这样看来，奥斯曼帝国的元气并没有大伤，相反还有更加崛起之势。然而，像公元732年的图尔会战一样，这是法兰克人阻止阿拉伯扩张之战，它的胜利只是避免了欧洲被伊斯兰化。也就是说，西方文化能在基督教的外壳下保存和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不仅是威尼斯的胜利，也是由它所辐射的区域的胜利，至少西地中海得以保全。因此，勒班陀海战中神圣同盟方的胜利可以看作是东西方关系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奥斯曼帝国在相对较长的时间里，很少涉足亚得里亚海。

勒班陀特殊的地理位置，如同它可以通过一场海战来阻止奥斯曼帝国对西地中海的进军一样，这片海域成为可以自主发挥的场所，于是欧洲与美洲的跨洋贸易有了更大的可能，那些航海家、冒险家将踏上他们的开拓之旅，这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都是非常有益的。这就是说，新大陆的发现让那些广阔区域的宝藏得到了挖掘，经过非洲之角再与东方展开贸易的航线终将被打通，奥斯曼帝国把控贸易航道的重要性也开始逐年降低。在此之后，这个庞大的帝国也将走向衰亡。

对此，历史学者埃米尔·穆罕默德·伊本―埃米尔·苏乌迪（EmirMehmetibn-Emires-Su'udi）早在1580年就看出了上述问题所在，他说：“欧洲人已经发现了跨洋航行的秘密。他们是新世界和通往印度大门的主宰者……伊斯兰教徒并没有最新的地理科学信息，也不了解欧洲人占据海上贸易的威胁。”189

东西方发展的不平衡也由此有了更清晰的辨识度。即便源自小亚细亚东部草原的奥斯曼帝国可以凭借其超强的军事能力继续进行扩张，但它的扩张能力也已达到极限了。

这个帝国最终不得不承认：西方国家可以凭借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对武器进行改良和创新，建立起先进的防御工事，制造出性能更优越的船舶，然后轻而易举地打败帝国引以为豪的军队。就算帝国能放下身段虔诚地引进或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也不得不面对高昂的费用，更何况这些科学技术本身不是静止的，是处在不断变化当中的。难怪著名作家塞万提斯在其著作《堂吉诃德》里这样论述勒班陀海战：“相信土耳其人不可战胜是何等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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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奥斯曼帝国通过令人不齿的手段获得了巨大的财富，然而，这个帝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也就是说帝国没有构建属于自己的金融体系。第一家奥斯曼银行是1856年由欧洲人创办的。市场价格由政府法令规定，并赋予行会严厉监控的权力，私人的货币财富更多的是被埋藏或隐蔽起来。而且私有财产不受到政府保护，随时有可能被帝国强制没收，税率被随意设置，即便有规则限制，也会受到反复无常的更改。

因此，它并未充分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在这里，任何经济体系都处于没有自由的危险中，只有自由的、有理智的经济体系才能造福一个国家。

自由资本是进行任何大规模战争的关键。古罗马著名政治家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的论断更为精辟：自由资本才是“战争之源”。学者哈利勒·伊纳尔哲克（HalilInalcik）在其所著的《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奥斯曼帝国及其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TheOttomanEmpireAomasPlaEuropenHistory）书里的解释更为细致化，他说：“对一个资本主义体系而言，要让它运转，国家就不得不保护利伯维尔场190，不控制、不干扰。由于政治和宗教两方面的原因，这是苏丹不能做的事：奥斯曼人对贸易平衡毫无概念……奥斯曼的贸易政策缘于一个古老的中东传统，国家必须特别关注城市里的市民和工匠不会遭遇生活必需品和原材料的短缺。因此，这样的政权始终欢迎且鼓励进口，并阻碍出口。”

古代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说：“战争不再是重装步兵军备的问题，而是金钱的问题。”这里并不是一味强调金钱在战争问题上的至高作用。事实上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多样的，但就资本杀戮而言，神圣同盟的确比奥斯曼帝国高人一筹。因此，他才那么肯定地做出结论：那些耕种自己土地的人，在战争中更愿意拿自己的生命而非金钱去冒险，因为他们相信他们能够在战斗中幸存下来。

随着奥斯曼帝国军事扩张陷入停滞状态，土耳其开始受到沉重的压力。因为岁入减少，帝国也就无法继续维持适当规模的陆军和海军，这反过来又减少了军事层面的选择。于是，这个体系开始相当不雅地快速堕落下去，消耗并吞噬自身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