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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前世今生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公元1453年 一 帝国末日（第2页）

这次会议从本质上讲是失败的，各代表团、神父们就“居先权”的问题就讨论了很长时间，彼此闹得很不愉快——以往的基督教大公会议大都是由罗马皇帝主持的，具有很高的权威和地位，现在是约翰八世，他是否有这样的资格享有“居先权”呢？如果享有，那东正教大牧首与罗马皇帝孰高孰低？此外，在不少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譬如东西教会对《圣经》正典的认定问题。在激烈的辩论下，让本来就处于劣势地位的拜占庭代表极为尴尬。尽管帝国派出了当时非常优秀的学者、神学家，譬如尼西亚大主教特拉布宗的贝萨里翁（BasiliosBessarion）81，以弗所大主教马克·欧金尼库斯（MarkEugenicus）、基辅大主教伊西多尔（Isidore）、特拉布宗的乔治（GeeofTrebizond）……这些都是非常厉害的人物。然而，在拜占庭帝国本身的诉求层面，意味着不能有“固执己见”的言论。因此，一旦出现激烈争执的局面，约翰八世就不得不以“息事宁人”的姿态出现，可以说，整个拜占庭代表团表现得不尽如人意。最后，东西教会的共融还是被强制（有的是迫于皇帝的压力，有的是因为学术上的互相仰慕等）通过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融合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弊端：表面上看是东西教会融合了，但实际上许多内容，如习俗和宗教观点还是以天主教为主，而对于教皇与大公会议的关系也没有做出详细约定。当拜占庭代表团返回君士坦丁堡，民众在得知真相后大为恼怒，纷纷进行抗议。而受人尊重的贝萨里翁也因巨大压力被迫离开拜占庭，心灰意冷的他决定前往意大利隐居82。这位一心想拯救帝国的学者的离开，无疑是帝国的一大损失。基辅大主教伊西多尔的遭遇更惨，直接被俄罗斯民众放逐了。

约翰八世大为苦恼，费尽心思才得到的“成果”竟然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教会的主教格列高利·玛玛斯（于1445年被皇帝任命）也不受神职人员的待见，在巨大的压力下不得不前往罗马避难。母后海伦娜也强势反对，她本人似乎对儿子与西方联合的理念不太支持。约翰八世动摇了，不再强行推行与西方联合的理念，这样一来拜占庭帝国在宗教和思想上都分崩离析。尽管后来海伦娜减轻了反对的调门，一切已经回天乏术。

当然，这次大公会议并非一点作用也没有。1440年，教皇尤金四世发出倡议组建十字军，直到4年后，一支由匈牙利人为主的军队终于在多瑙河组建起来，统帅是特兰西瓦尼亚总督胡尼奥迪·亚诺什（HunyadiJános）83。

按理说，有这样一位久经沙场的名将作为统帅，对援助拜占庭帝国是十分有利的。然而，尤金四世派出的特使切萨里尼（i）竟然强迫胡尼奥迪·亚诺什撕毁与苏丹订立的神圣条约，并在作战方略上横加干涉。无疑，等待这支十字军的命运将是失败。

为了援助拜占庭帝国，教皇尤金拿出自己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军资。在他的努力下，威尼斯共和国、拉古萨（Ragusa，今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和勃艮第（Burgundy）等小公国同意援助22艘战船。这支舰队主要负责保卫海峡的安全。

1444年11月10日，胡尼奥迪率领一支约2万人（说法有争议，另一种说法是3万人）的十字军出发了。奥斯曼帝国则出动了大约4万～6万人的军队，由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领。十字军起初的战果还是不错的，攻克了诸如索菲亚这样重要的城市。随着冬季降临，冰雪覆盖了巴尔干山间的道路，食物与草料补给十分困难，军事行动不得不提前中止。奥斯曼帝国用重金买通热那亚人，用他们的船只运送军队秘密渡过海峡，在到达东色雷斯地区后与罗马尼亚军队会合。十字军开始南下多瑙河，计划在穿越保加利亚东部地区后沿着黑海海岸行军，最后再与基督徒的舰队一起联合行动。

按照原定计划，行动时间是1444年9月1日，但是直到9月下旬军队才动身。从战机来讲，很可能已经延误了。9月18日—22日间，十字军终于渡过多瑙河。11月9日，军队在瓦尔纳（Varna）城堡的城墙下扎营。因中间的时间差，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有利地形，而瓦尔纳城堡的背后就是大海，这就使得十字军无法实施侧翼进攻，甚至连撤退都没有足够的空间。最后，十字军用了整晚的时间来准备第二天的战斗。可以说，士兵的战斗力已经受到了较为严重的损耗。

1444年的瓦尔纳注定不平静。如果十字军胜利了，拯救拜占庭帝国的命运极有可能变得不再坎坷。

战局就这样在瞬间转变了！瓦迪斯瓦夫三世被敌军砍下了头颅。当这位年轻国王战死的消息传入联军阵营后，恐慌无可避免地产生了。斯蒂文·朗西曼（StevenRun）在《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中写道：“苏丹穆拉德二世在黑海之滨的瓦尔纳不费吹灰之力，便击败了这群乌合之众。最后一次试图拯救拜占庭的十字军也就此烟消云散了。”

瓦尔纳战役的失败对拜占庭帝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半岛的黑海沿岸控制了瓦尔纳这座重要海港，这一区域的制海权丧失，意味着教皇尤金费心筹来的舰队将无法发挥作用，在巴尔干地区，再也没有能阻挡奥斯曼帝国的力量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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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西方历史学家认为拜占庭的灭亡是宿命的。吉尔就认为拜占庭的主教金纳迪奥斯（Gennadios）等人笃信世界末日将近，所以拜占庭人拒绝联合西方力量的做法就说得通了。实际上，他们的宿命思想相信敌基督——土耳其苏丹的统治必将到来。

关于吉尔的主要论述内容，这里有必要做一些引述：“广大普通拜占庭人深受僧侣们的影响，以坚持信仰与传统为荣，以背叛为耻。这是一个宗教气息浓厚的时代。对多数希腊人来说，尘世的生活不过是彼岸生活的前奏，为了世俗世界的安定而牺牲信仰，玷污灵魂，这是绝不可接受的。即便国家灭亡，那也是上帝对人间罪愆的惩罚，人们必须坦然以对。在博斯普鲁斯潮湿阴郁的气候下，似乎希腊人乐观的天性也被磨灭了。远在帝国鼎盛时期，先知们早已传言罗马的国祚不可能永恒持久。这种基督教的末世论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相信敌基督终会出现，末日审判无法避免。过去人们还坚信君士坦丁堡得到圣母玛利亚的保佑，不会沦入异教徒之手，如今这份信念也动摇了。与西方‘异端’教会联合的观念对他们而言既谈不上灵魂的拯救，也无力扭转世界毁灭的命运。”85

朗西曼在其著作中的论述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独特的视角。他认为“信徒们的观点或许是偏执与幼稚的，然而，一些精明的政治家同样对联合疑虑重重。他们中的很多人预期西方国家不能或不愿派出足够强大的部队与苏丹的精锐之师抗衡。另一些人，尤其是宗教界人士，则担心贸然联合只会引发进一步的宗教分裂。当年十字军的背信弃义还历历在目，如今很多在异教徒统治下的希腊人，仅仅是依靠教会这条纽带与君士坦丁堡联系在一起，一旦试图与西方教会共融，他们能否赞同是颇为可疑的”。

事实的确如此，拜占庭民众对帝国的存亡以宿命对待，加之东方的三大宗主教（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和安条克宗主教）对拯救帝国一事也不积极，甚至还反对。要知道，大部分东正教徒只听从大牧首的教会，而非拜占庭皇帝的训令。因此，最尴尬的局面就出现了，拜占庭帝国的民众是不可能改变宗教信仰去挽救帝国的，东西方基督教的联合只能成为泡影。这一点，相信约翰八世的父亲曼努埃尔二世深有感触，他曾劝解儿子不要再走只寻求西方基督力量拯救帝国的老路，但是约翰八世秉持的是罔顾先帝忠告的态度。更深层的问题是，在当时属于东正教会大牧首领导的众多大主教中，只有少数几人在拜占庭帝国的有效统治区域内。换句话说，只要东正教会同意与西方基督力量融合，就意味着大牧首将失去大部分的主教位置。从人性的角度讲，大牧首肯定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出现。最好的解决办法，也许只有一条路——接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确切说是奴役。不过，大多数希腊人又不愿意就这样屈膝向异教徒（穆斯林）投降。这种纠结、复杂的情绪的确让人很难做出抉择：是要屈辱地接受穆斯林的统治以保持完整的希腊，还是附属于西方基督教力量下的支离破碎？

当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大军重重围困之际，负责海防段城墙的大公卢卡斯·诺塔拉斯（Luotaras，拜占庭帝国历史上最后一任海军大都督）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宁要苏丹的头巾，不要天主教的教冠（BettertheSultan'sturbanthantheal'shat）。”据说，诺塔拉斯看到奥斯曼帝国强行把海军运到内海后便落荒而逃。由此可见，不仅仅是帝国民众对拜占庭失望，连上层也是同样的态度。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诺塔拉斯也成为阶下囚。苏丹曾允许他用财富换取生命，不过很快就食言了，苏丹决定斩草除根，不给拜占庭重臣后代东山再起的机会。诺塔拉斯一家人全部被处死。

诺塔拉斯的这种意识从某种程度上讲，加速了帝国的灭亡。他完全可以依靠帝国海军的力量坚守下去，即便帝国军队在陆地上打了败仗——实际上，陆战的战局比较稳定，奥斯曼帝国军队久攻不下，苏丹本人也焦头烂额。海上防御方面，只要能守住金角湾，君士坦丁堡依靠“希腊火”的巨大威力，完全可以坚守。

不过，诚如在意大利过着“隐居生活”的拜占庭学者，特别是贝萨里翁感受到的那样，他们虽然不为帝国民众所容，却仍尽力援助自己的同胞。他们更为“君士坦丁堡的偏执愚昧感到痛心疾首，他们依然憧憬着与西方国家联合”。然而，现实是非常残酷的，在当时的背景下指望以与西方融合的方式给这个迟暮的帝国一剂强心针，为时晚矣。

约翰八世从意大利回国后郁郁寡欢。朗西曼在《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中的描述更加符合这位君主的心境与遭遇：“他深爱的王后，特拉布宗的玛利亚，病于一场瘟疫。他没有子嗣，而他的兄弟多半在伯罗奔尼撒或色雷斯策划着反对他的阴谋。他唯一信任的家庭成员只有其母后海伦娜，但后者却与他政见不合。他尽可能地利用其机智与克制，维持帝国的稳定。他在财政上精打细算以便节省出资金，整修了首都的城墙，后者很快就要面临奥斯曼人的严峻考验。当他于1448年10月31日驾崩时，或许对皇帝而言这真算是一种解脱吧。”

约翰八世一心想励精图治挽救帝国，但他可能真的生不逢时，就像明朝皇帝崇祯一样。

拜占庭帝国的前世今生，宿命也好，拼命挽救也罢，它的陷落早已铭刻在历史的深处。对欧洲人而言，他们失去了最好的屏障——往后，奥斯曼人的领土就扩展到他们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