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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第1页）

编后记

人生第一次与刘半农（1891—1934）先生邂逅，大概是在我的高中时代。

那时，我对现代诗颇感兴趣，课余时间找了不少现代作家所写的新诗来读，其中就包括刘半农那首著名的白话诗《教我如何不想她》。

后来又听说这个“她”字竟然是刘半农“造”出来的，更是让我大吃一惊。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其实在中国古代早已有“她”这个字，只不过是个生僻字，发音读作jiě，义同“姐”，而且在古代汉语中，不分人与物，也不分阴与阳，第三人称代词一律用“他”。但在现代汉语中，刘半农则提倡用“她”字指代第三人称女性，发音读作tā，并专门发表了《“她”字问题》（1920年6月6日作）来明确阐述其观点。所以更严谨的说法或许是：作为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她”字（音、形、义的统一体）才是刘半农创造和发明的。

没想到时隔多年，我和半农先生的再次相遇，却是因为“侦探小说”。

几年前，我广为搜罗各种有关民国侦探小说的研究资料，读到了民国通俗小说研究大家魏绍昌（1922—2000）先生的代表作《我看鸳鸯蝴蝶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10月）。书中《质变的典型》一章，提及了张天翼（张无诤）和刘半农（半侬）在文学生涯早期的通俗小说创作，我这才知道他二人还曾创作过侦探小说。

相比于张天翼，刘半农的侦探小说数量就有点少了，此次整理的《刘半农侦探小说集》主要收录了刘半农以“半侬”“半”为笔名创作的白话短篇侦探小说《假发》、“捕快老王”系列文言短篇侦探小说《匕首》《淡娥》，以及“福尔摩斯探案”仿作《福尔摩斯大失败》（共五案）。

其中，《假发》是刘半农唯一一篇用白话创作的侦探小说，以“我”为视角讲述了一起发生在新剧社里的“假发”被窃案。一般认为，《假发》中所述内容即是刘半农的亲身经历，但我始终对这点存疑。以我个人所见，目前尚未见到明确支持该说辞的文献记录，故无法判断其是否属实。

我只能说，刘半农之所以会写《假发》，很可能与他早年在新剧社的经历有关。

根据《刘半农大事年表》（刘小蕙《父亲刘半农》附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记载：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刘半农不顾家人的反对，投身革命，到苏北清江从军，担任文牍翻译。1912年2月，清帝溥仪宣布退位后不久，因对军队内部混乱情况不满，刘半农离开清江，返回江阴老家。2至3月间，他又与弟弟刘天华同往上海，应友人之邀在新剧团体开明剧社担任编剧。

民国滑稽小说大师徐卓呆（徐半梅）在《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7月）第二十六章《顽童刘半农》中，曾谈及二人的结识过程，也提到了刘半农早年在新剧社的经历：

开明社假座大新街中华大戏院开演（即亦舞台原址，在汉口路转角，现在是惠中旅舍）。上演的一天，我也到后台去观光。其时他们在开幕之前，各人正忙着扮戏。李君磐便领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孩子，到我面前说：“这一个顽童。请你给他化一化装吧！”我便接受下来，给他画了一副顽皮面孔。我打听他姓什么，他说：“姓刘，江阴人。”

过了一个月，我在时事新报馆，接到一封信，就是那个姓刘的江阴人写给我的。他见我在时事新报上译过一篇托尔斯泰的小说，他要打听我根据的原本是否英文？他信上的署名叫刘半侬。我便告诉他：“我是从日本文译的。”又过了几天，刘半侬寄了两篇译的小说稿给我，托我在什么地方发表。我把一篇登在时事新报，一篇给他介绍到中华书局的《小说界》杂志去。

从此，他常有小说托我代为介绍。后来中华书局扩充编辑部，我辞去了时事新报而入中华编辑部，同时也把刘半侬介绍了进去。我们相处有好几年，直到中华编辑部紧缩，大家才分手。刘半农就上北方去了。其时他才改名刘半农。人家只晓得他是个文人，不晓得他也曾搞过话剧。

所以，我个人目前只倾向于把《假发》看作是一篇根据真实经历加工改编过的带有自传体性质的小说，可能由于正巧涉及一宗盗窃案，于是便顺理成章地成了一篇侦探小说，然而其中真实成分几何，哪些情节又是作者的精心杜撰，目前尚不得而知。

但不少有关刘半农的传记，都言之凿凿地把此事完全认定为刘半农的亲身经历，并在传记中直接把小说情节复述一遍，以小说内容去还原他当时在开明社的生活，我以为这是不大严谨和妥当的。

而且，在不同的传记中，盗窃假发的主谋“方某”和同谋“金某”的名字也各不相同：赵沛《刘半农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2月）中叫“方嘉水”和“金宝堂”；朱洪《刘半农传》（东方出版社，2007年3月）则沿用小说中的称呼，也作“方某”“金某”；到了胡美凤《流风：刘半农、刘天华、刘北茂三兄弟的家国情怀》（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年7月）中又变成了“方玉才”和“金阿宝”，也不知到底孰是孰非。

如果以侦探小说的眼光来看，《假发》其实在寻找主谋的过程中有些过于巧合了，但有意思的地方是，被诬陷为贼的“我”，不但需要找出主谋，而且要让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人赃并获。这样一来，“我”如何与主谋斗智周旋，便成了小说后半部分的一个看点，读来颇有些趣味。

而在刘半农为数不多的侦探小说中，能展现清末民初时期中国侦探小说特点的，还要属“捕快老王”系列。作为从古典公案小说向现代侦探小说过渡的中间产物，它兼具了“公案”和“侦探”的双重要素。

小说中担任侦探角色的老王虽然是衙门里的“捕快”，但办案时却特别注重证据的收集和现场的勘验，而不是想当然地拍脑袋断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老王的笨徒弟，也即公案小说中常见的旧式公人的代表，只靠怀疑，不问证据，甚至还要使疑犯屈打成招。

在勘验现场时，老王对“足迹”等痕迹学方面的内容格外关注，会运用逻辑推演来还原案发现场的情境。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侦探小说的“现代性”，也说明“捕快老王”系列确实可以划归到“侦探小说”范围之内。

除以上提到的侦探小说之外，《福尔摩斯大失败》在发表时虽然标注的是“滑稽小说”，但因其在近现代“滑稽侦探”类型小说的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以也有必要整理出来。

晚清末期，以“福尔摩斯探案”为代表的一些欧美侦探小说被译介到中国。汉译作品激发了当时作家的创作热情，一些以讽刺福尔摩斯在华办案窘境为题材的仿作（同人小说）便以“滑稽小说”的形式率先登场了。

1904年12月18日，陈景韩（1878—1965）于《时报》发表“福尔摩斯探案”仿作《歇洛克来游上海第一案》（署名“冷血戏作”），堪称中国近现代“滑稽侦探”小说之肇始。

1905年2月13日，包天笑（1876—1973）又于《时报》发表《歇洛克初到上海第二案》，接续冷血之作。之后陈、包二人便以接力的方式，分别创作了《吗啡案》（歇洛克来华第三案）和《藏枪案》（歇洛克来华第四案），均刊于《时报》。

接着，煮梦生（1887—1914）《滑稽侦探》（改良小说社，1911年）、刘半农《福尔摩斯大失败》、陈小蝶（1897—1989）《福尔摩斯之失败》（1915年4月10日刊于《礼拜六》第四十五期）等同类小说相继问世……大名鼎鼎的神探福尔摩斯来到中国，人生地不熟，处处碰壁，办案也接连失败，于是便上演了一出出滑稽可笑的戏码。

清末民初众多作家执笔的这一系列“囧探歇洛克”的失败故事，通过异国背景的大侦探福尔摩斯的独特视角，为读者展现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病，也希望借此可以针砭时弊，唤醒民众。

其实，刘半农尚写过一篇题为《女侦探》（署名半侬）的文言短篇小说，1917年1月刊于《小说海》第三卷第一号，一些研究者只看到题目中有“侦探”二字就将其算作侦探小说，不免有些望文生义了。

小说中并没有什么案件发生，实际上写的是一个苦命女子在不幸沦落风尘之后，被政府收买为密探，跟踪一位年轻有为的革命党人，后来二人情投意合，遂决定携手同游东瀛，共筑爱巢，以期学成归国，再行其志，倒是可以看作盛行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革命加恋爱”模式小说之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