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州大地上的烽烟渐渐散去,随着刘辩一系列安抚、重建政策的推行,以及曹操、公孙瓒等部的强力镇守,北疆迎来了久违的平静。胡虏远遁,叛军肃清,百姓得以在废墟上重建家园,虽然满目疮痍,但希望己然重新萌发。
在稳定了幽州大局后,刘辩开始着手进一步巩固自己在这片新附之地的掌控力。蓟城,作为幽州的州治所和北疆重镇,其地位至关重要。他深知,仅靠军事威慑远远不够,必须有可靠且能干的人在此经营,将幽州真正转化为自己的坚实后方与战略纵深。
这一日,刘辩以监国太子、总督冀幽二州军事的身份,向洛阳上表,举荐麾下重臣:“……幽州新定,蓟城乃北疆锁钥,非干练之才不能镇抚。臣察冀州户曹从事**蒯良**,沉稳多谋,精于内政,善于安抚,于冀州屯田安民、筹措粮秣颇见成效。臣斗胆举荐蒯良为**蓟城太守**,总揽蓟城及周边郡县政务,恢复生产,稳固边防……”
这份举荐,合情合理。蒯良本就是刘辩核心文臣集团的重要成员,其兄蒯越己升任南阳太守,由他出任关键位置的蓟城太守,既能展现刘辩对幽州的重视,也能将荆襄士族(蒯氏为荆襄大族,但其兄弟二人己在刘辩麾下)更紧密地绑定在自己的战车上,更是将幽州的核心民政大权,牢牢握于自己手中。洛阳朝廷对此自然无有不准,很快批复同意。
就在刘辩致力于经营北方,冀幽二州渐入正轨之际,一则来自帝国西陲的紧急奏报,如同一声惊雷,震动了邺城的监国太子行辕,也震动了整个天下!
灵帝在推行州牧制度,大肆分封宗亲的同时,对于非刘姓的边地重臣,自然也心怀忌惮。驻守西凉、手握重兵、屡平羌乱的**董卓**,便是其心头大患之一。在张让、赵忠等宦官的撺掇下,一道明升暗降的诏书发往凉州:
“制诏:凉州将董卓,历年征伐,颇著劳绩。特擢升为**少府**(九卿之一,掌管皇室财政),秩中二千石。即日交割军务,赴洛阳就任,不得有误!”
此诏意图再明显不过,就是要将董卓调离其经营多年的凉州老巢,剥夺其兵权,圈养在洛阳。
然而,朝廷低估了董卓的跋扈与野心,也高估了此时中央的权威。
诏书抵达董卓军中,不过数日,一道言辞看似恭谨,实则倨傲无比的上书便快马送至洛阳,并迅速抄传各方:
“臣卓顿首再拜陛下:圣恩浩荡,擢臣于行伍,授以九卿重职,感激涕零,恨不能即刻奔赴阙下,效犬马之劳。然……臣之部众皆凉州边鄙之人,习于羌胡之俗,感念臣之微薄恩义,闻臣将离,牵挽臣车,涕泣阻行,情辞恳切,几至激变。加之陇右羌胡,其心回测,闻臣内调,恐复蠢动。为安定边陲,不负陛下重托,臣……臣恳请暂留凉州,绥靖部伍,镇抚羌胡。待西陲稍定,部众安心,臣必束身归朝,领罪听勘……伏惟陛下圣察!”
这道奏疏,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了洛阳朝廷的脸上!借口“部下挽留”、“羌胡未定”,公然拒绝天子明旨,这在承平之时,是足以夷灭三族的大不敬之罪!然而,如今的朝廷,面对手握数万凉州悍卒、远在西陲的董卓,除了下旨切责之外,竟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反制措施!鞭长莫及,力有不逮!
消息传到邺城,刘辩立刻召集郭嘉、荀彧、戏志才等核心谋士商议。
“董卓,一介边鄙武夫,安敢如此!”刘辩将那份抄录的董卓上书掷于案上,虽语气平静,但眉宇间己凝上一层寒霜。他并非愤怒于董卓本人,而是清晰地看到了这背后所代表的可怕趋势。
郭嘉慵懒地靠在椅背上,眼中却闪烁着洞悉世情的冷光:“殿下,董卓此举,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朝廷权威,自黄巾之乱后,便己江河日下。如今陛下卖官鬻爵,政令昏聩,十常侍祸乱宫闱,天下有识之士,谁还真心敬畏那洛阳城中的天子?董卓不过是第一个,也是最嚣张的一个,撕下了那层遮羞布而己。”
荀彧神色凝重,叹息道:“奉孝所言极是。此例一开,后患无穷!今日董卓可抗旨不尊,明日其他手握重兵的州牧、刺史、郡守,便可效仿!朝廷号令,不出司隶!纲纪败坏,至此极矣!大乱之世……己非预言,而是就在眼前了。”他身为汉室忠臣,看到如此局面,心中痛惜远胜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