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纱车间主任李丹,是看着淑芬从学徒工成长为标兵的。
她没搞大阵仗,而是挑了个淑芬上中班的日子,带着机修车间的技术大拿孙大拿来了。
“淑芬啊,这台车最近有点‘闹情绪’,断头率老高,你手熟,帮丹姐瞅瞅?”
李丹把淑芬拉到一台细纱机旁,语气平常得像讨论工作。
淑芬习惯性地俯身检查,手指划过纱锭和罗拉,那份熟悉的触感和机械的嗡鸣,让她麻木的神经似乎被微弱地激活了一点。
孙大拿,外号“孙一榔头”,是个技术精湛但嘴笨心热的老工人,拎着工具箱在旁边打下手。
“淑芬,”孙大拿瓮声瓮气地开口,眼睛盯着机器,像是在对零件说话,“这机器啊,跟人一样。零件松了,得紧;轴歪了,得校;油路堵了,得通。坏了,不怕,咱能修!怕的是自个儿先泄了气,那再好的家伙事儿也白搭。”
他拿起扳手,用力拧紧一个螺栓,发出清脆的“咔哒”声。
“你看,这不就稳当了?甭管啥毛病,找准症结,一榔头下去,该修的修,该换的换,总能转起来!”
李丹接口道:“就是!淑芬,咱人也是一样,遇到坎儿了,咬咬牙,过去就好了。年后车间还指望你带徒弟呢!你这手艺,可不能埋没了。”
孙大拿和李丹这一番“指桑骂槐”“借物喻人”的操作,充满了工人阶级特有的质朴智慧。
淑芬听着车间里机器规律的运转声,混着孙大拿那几句带着糙劲儿却首戳人心的“修理”道理,一股混合着感激和酸楚的暖流,终于艰难地冲破了麻木的冰层。
她抬起头,看向李丹和孙大拿,虽然没笑,但眼神里那层厚厚的灰翳,似乎被拂去了一些,露出了底下深藏的疲惫和一丝微弱的、被理解的触动。
“谢谢丹姐,谢谢孙师傅。”
她的声音依旧沙哑,却比之前清晰了许多。
组织的关怀,有时也体现在不那么正式的地方。
家属院里,那些平日里摇头叹息的邻居们,行动了起来。
王婶蒸了一锅暄软的大白馒头,趁热端了几个过来:
“桂兰,刚出锅的,给孩子们尝尝!”
李大爷把自己家腌的脆萝卜捞了一小坛子:
“老林,下饭!光喝汤可不行!”
前院的张技术员,家里有台九英寸黑白电视,晚饭后特意把音量开大了一些,放的是《血疑》。
山口百惠清纯的歌声和电视剧里温情的故事,隐隐约约地飘进林家小院,虽然淑芬可能没看,但那点人间的声响,本身就是一种打破死寂的力量。
这些点点滴滴,没有大道理,没有红头文件,却像细小的凿子,日复一日地,在坚硬的冰面上敲打着。
这股来自工厂、来自邻里,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暖流,带着官腔的郑重、市井的首白、姐妹的贴心、工人的质朴和邻里的烟火气,虽然未能立刻融化林家小院那深厚的冰层,却像无数根细小的暖针,持续不断地刺入那令人窒息的寒冷。
他们带来的,有实实在在的米面粮油,能解燃眉之急;
有几句或许听着笨拙、却满是真心的开导,像冬日里不那么烈的阳光,一点点焐着人心。
更重要的是,这些举动无声地宣告着:
林德厚在厂里的技术权威、省级劳模的威望从未褪色,淑芬没有被遗忘,林家更没有被抛弃。
这份来自“组织”的暖意,带着几分朴素的笨拙,却又透着股执拗的认真,正悄悄与林家内部那些同样笨拙却深沉的温情汇聚。
就像寒冬冻土里悄悄蔓延的根须,在绝望的冰层之下,一点点积蓄着微弱却坚定的力量,等待着破土而出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