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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前后19101911（第3页）

不一会曾先生出来了。都监督问他学校里有怎样的班次。曾先生说有甲乙丙丁四班，甲班是五年级，乙班是四年级，丙班是三年级，丁班是二年级。

——“我看就插甲班好了，咹，文字做得都还通顺。”这是都先生说的。

曾监学很有几分迟疑的神气。

——“他们原来是有几年的学历的？”

——“哦，老实，你们是只有两年半的，是吗？”

——“是的，我们两年半还没有住完。”

曾先生说；“那吗要插甲班，年次太差远了。”

——“插入乙班怎样呢？”

曾先生依然有点迟疑：“我看丙班不最相当吗？”

——“唔，好。不过……唉，好，就插丙班罢。咹，你们今天下午就来缴学费，把一切手续办妥了，明天就可以搬进学堂来。咹，不要在外边久晃了！”

就这样，我们便插入了分设中学的丙班。这是多么出人意外的容易，自始至终就好像在一场梦里。才由乡僻地方进省城来的学生，考的是省城数一数二的中学，而且自己是有内咎的斥退生。我们自始至终都是悬心吊胆地怕不会被收容，怕自己不及格，对不住写介绍信的师长们。然而，这是多么出乎意外的容易！这是都先生办学外行，还是真的看中了我们的文章，还是几封条子的力量呢？但不管怎样，我们是欢天喜地的，转学的问题很轻易地就解决了。

在我们进了学堂之后，立地知道这儿竟有两位旧同学。一位是嘉定府中学堂第二学期、因为吃了监学先生的一碟辣椒酱油便遭了斥退的宿君，他本是和我们同年级的，然而已早来插入了乙班。还有一位是在小学校里低我们三级的罗君，他在这儿住的是丁班。我们时常在这样想：假使我们事先也托了甚么人写了一封介绍信给那位曾监学，我们的中学课程，或许会提早两年毕业的？

三

憧憬了多年的成都，憧憬了多年的成都学校，终竟如愿相偿了。然而结果是怎样呢？

成都和嘉定依然是“鲁卫之政”！——这是我进学校不上两个礼拜便得了的一个幻灭的结论。一样是一些做官的教职员，一样是一些骗文凭的学生。为我们讲经学的一位鼎鼎大名的成都名士，只拿着一本《左传事纬》照本宣科；国文是熬来熬去的一部《唐宋八大家文》；历史呢，差不多就只是一个历代帝王的世系表和改元的年号表。这是国学一方面的东西，严格说起来，连我们嘉定中学的有些先生都还赶不上。关于新学一方面的呢？真是同样的可怜！讲理化、数学的教员们连照本宣科的能力都没有，讲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不过他对于学生很宽大，一切的问题他是不要学生演的，他自己不消说也乐得节省些精力。然而这样的教员公然还是担任好几个学校的教课的红教习。这样的红色到真是有点令人恐怖了。一位姓徐的英文教员是浙江人，大约是上海那一座教会学堂出身，他一身的穿着真是时髦，甚么海虎绒、铁丝缎，有好些是我们乡下人自出世以来才第一次看见的东西。金丝眼镜，一把抓的尖帽子，嘴里也含有好几个金牙。他是不住在学校里的，一来一往都是坐的四人抬的弓杆大轿，因为他当时在做提学使衙门的英文科的科长。然而这位科长大人的英文程度究竟怎么样呢？说来恐怕有些人不大肯信，以为我是过甚其辞。然而始终是事实，连虚构也不容易构出的事实。我们读的是Chamberlain的《二十世纪读本》，我记得是卷二，那开始的一课是《一条Newfoundland的狗》。我们那位英文科长，他竟不知道这“Newfoundland”是一个海岛的名字，他竟拿出我们中国人的望文生义的本事出来，把它直译成为“新大陆”。只消这样一点便够了，我看可以不必再举例证了。

你想，在一个省会地方，充当着最高学政机关的英文科长，他的英文程度才仅仅是这么样！在当时我们是非常悲愤的。我们当时没有明确的意识，基本上是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我们自然要痛恨中国为甚么这样的不长进，中国的所谓教育家、一切水面上的办事人为甚么要欺骗国家，误人子弟。我们当然不知道为甚么会发生出这种现象的原因。即使要追求它的原因，也只是在个人的良心或者是社会的道德上去寻求。所以不是归之于社会的腐败，便是归之于个人的昧良。更进一步，便是说整个精神文明的堕落。要挽救它，当然就只有革心的一条方法了。其实这些都是鬼话。我们现在是知道了，很明白地知道了。中国僵定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在支配阶级中发生了一个固定的公式，便是求学是为作官。他们要支配封建社会中的单纯的农民，那是用不着多么大的学识的，只消熬些资格便够了。所以他们的所谓的学，结果就是资格，所谓求学，结果就是熬资格。海禁大开，资本主义一侵入到中国的内地以来，它整个地把中国化成了一个乡村，化成了一个供给原料的乡村。中国的支配阶级看见自己的支配权日渐动摇，所以也想到采取一些资本制度下的利器来巩固自己的权势。然而在永远是一个封建社会的乡村中，资本制度的所谓科学文明，始终没有基地来培殖。外国人到中国来所施行的教育只是在教育奴才。我们从外国请来的一些导师都是些他本国不要、只能到这半殖民地的海外来投机的妖怪。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你怎么能够希望有甚么好的教育，有甚么好的人才出现呢？中国闹洋学已经闹了好几十年，一直到现在就连“科学”的“科”字都还说不上半边。中国是只有飞跃的，有产阶级的文明虽然无法产生，而无产阶级的文化的素质却已经具备着了。

在成都振振有声的中学校都是这样的情形，其他的中学自然是不言可喻。说到成都学界的空气，那更是在一种绝望的状态之下。成都除分设中学、成都府中学、华阳县中学等官立的中学之外，有不少的私立的中学校。官立中学已经是人情的世界，私立中学更用不着说了。“学堂大门开，有钱就请进来”，因而卖文凭的风气成了公然的秘密。在地方上连小学都只住得一两年的人，只要把中学五年的学费缴足，或者再缴纳些甚么手续费，便可以立地得到一张中学学业文凭。这样的文凭，它的效用却是非常的宏大。一个中学毕业生在当时是等于一名举人，有这样一张文凭，可以拿回家去贴报条，诓惑乡民，增长新地主的候补资格。而在省城也更可以飞扬。有这样一张中学文凭，可以投考本省的高等学堂、政法学堂、高等师范，京沪各地的官、公立学校，更可以参加文官考试、法官考试，乃至东西洋留学生的考送。

在这种私立中学之外还有不少的私立法政，要算把中国人的投机心理，做官热，表示得更为尽致。周围只有二十二里路的一座成都城，在反正以前我们初到的时候，已经包含有了好几座私立法政学校，在反正以后的头一二年间，有一时竟陡增至四五十座之多。三月速成，六月速成，一年速成，当时的学界制造法政人材真是比花匠造纸花还要脚快手快。因而父子同学、祖孙同学的佳话便处处都有传闻。就那样，中国说是变了法，也就在“自强”了。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学校的陶冶之下。你怎么能够不失望、焦躁、愤懑、烦恼？最坏的是分设中学就在高等学堂的旁边。高等学堂在成都是最高学府，而那最高学府的最高学员，就有不少人是买得私立中学文凭而考入的。他的年纪和你相若，学问不管怎样，他总是你的“上级”。这对于年轻人的自负心是怎样大的一种打击哟！

失望、焦躁、愤懑、烦恼，这几条支流所汇合而成的自然是无为、堕落、自暴、自弃的洪流。在嘉定时是这样，在成都时也还是这样！我到成都不久，又和酒常打交道了。成都有名的大曲酒那真不知道醉坏了我脑子里面的多少细胞！啊，那大曲酒，那可怕的大曲酒！那怕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酒精。我记得有一次我把一杯大曲酒泼在桌上，用火柴把它点燃时，它燃到没有痕迹，几乎把桌面都烧了。大曲酒本是高粱煮的，香味非常浓烈，但是喝起来，实在非常辣口。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酒并不是什么好吃的东西。我并不是喜欢吃它，而是赌气吃它。一肚皮的不高兴，一肚皮的不满足，想借酒来淘泻。酒真可淘泻这些忧郁、愤懑吗？李太白说得好：“抽刀断水水更流，举酒消愁愁更愁。”这倒是很有经验之谈。酒是只有增长愁人的愤懑。平常，人的忧郁是受着中枢神经的制止，不准它过度表现的。神经中枢愈高级，对于麻醉剂的抵抗力愈薄弱。所以先被麻醉的是制止机关，人在这时便尽情地把自己的愤懑、忧郁都发泄出来，有的暴躁，有的悲哭，那正是神经麻痹的表现。人被酒力把一切意识完全消灭了之后，他也可以得到暂时的一段忘我的死静，然而那酒醒后的报仇是怎样苛烈哟！酒醒后真有说不出来的苦楚。脑痛，口苦，人无力，全身的筋肉都在不断地抽搐。惨淡的心境就好像烈火过后的一座火烧场。这到底有甚么乐趣呢？这种情景在酒前早是自觉着的，然而依然要麻醉，依然要求自寻苦恼。我可以说，饮酒的人是想把精神上的苦痛替换成肉体上的苦痛，更换一句话说，他是在慢性自杀而已。

吃酒时自然要朋友，而我们是新入生，旧学生和我们是格格不入的。张伯安可以陪我，但他比我沉着得多。他有他所喜欢的数学，他能够在那一方面求得满足。但是我呢？我对于数学不知道从几时起便有点畏难。那时候一般的口号是“实业救国”，所以凡是有志救国的人总不得不倾向于实业。要倾向于实业便不能不注重数学或理科，而对于所谓文学便要加以轻视。应该注重的数学有点畏难，心想轻视的文学却爱来引诱。这样的自怨自文，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之间不知道苦了自己多少。

和我们同时考插班的另外还有两个人，他们都是都监督的同乡。一位姓罗，和我们同时考入了丙班。他的学历很有些曲折。他是到过日本的人，在日本成城学校住过几天，因为闹取缔风潮他便跟着一批中国的志士们回到中国。他在上海的中国公学住了两年，是在最近才回到四川的。他比我长一两岁。因为到过东洋，头发是剪短了的。他是到过我所景仰的日本和上海的人，然而他的不懂科学却比我还要厉害。他有一部英文的《迈尔通史》，这怕就是表示他出过洋或者到过上海的唯一的物证。这书，他很爱借，放在他的书匣里从来没有翻读过。他有这部书，我们又同自修室，我有时向他借阅。当然要翻字典。翻出的生字我用铅笔替他注在书上，他责备了我，很郑重地用橡胶来擦了。不过我对于这位姓罗的同学是隐隐佩服的。他到过东洋和上海，却公然还有雄心再进本省的中学！当年出洋留学或者在上海留学的人，不是学得几句“瓦塔苦西”、“阿那打”，或者是“那么温”、“阿尔来”的几句洋泾浜的“不落肯”，就可以回到家乡称孤道寡的吗？不忙说到十几年前的当时，更不忙说到那乡僻的边陲省份，就是在我们目前的上海、北京，不是尽有跑到美国去鬼混了两三年，一回国来便是甚么“博士”、“硕士”，巍然泰然地便做起了甚么机关的委员，甚么大学的教授，甚么印书馆的编辑吗？

总之，这位姓罗的是我在成都新交的朋友。

还有一位姓李，他的态度真是彻底！他是由于家庭悲剧使他陷入了自暴自弃的境地。他很小失掉母亲，晚母对待他不好，他认为迟早是会被她毒死的。他插的是丁班，虽然和我们不同班，但我们同是插班生，便同在一个自修室，也同在一个寝室。他虽然也是彭县人，家却住在成都，所以他是我们的一位很好的向导。他懒得真有程度。清早是死不起床的，点名时监学向**去拉他，也拉他不动。监学把他也没可奈何。他是监督的同乡，好像还有甚么亲谊，因而监学先生们对于他须得有一番格外的关照。他似乎是死了心的人。他丝毫没有向学的念头，而且还希望被学校斥退。他经常爱说：“读书有什么用？就把书读好也会被晚母毒死。”

四

这几位同学们就是我的酒友，此外也还有些住在别的学校的嘉定同乡。我们只要逢着星期便是喝酒。落雨的时候是在城里，天晴的时候大概是到城外各处的名胜地方。

成都城外很有不少的名胜足以供我们游玩。东门外的望江楼是很有名的，那在濯锦江的对岸，临着江边。那儿有不少的幽曲的建筑招揽游人，最负盛名的是有一眼薛涛井。薛涛是唐朝韦皋镇蜀时一位有名的校书，她能诗能文，手造了因她而名的“薛涛笺”。传说她制薛涛笺便用的那薛涛井的水。水是很清冽的，井畔有茶店，汲取井水来煮茶以供享游客。旧式的雅人自然是时常到这井边来喝茶的。井的附近有嵌壁的题咏，可是我连一个字也不记得了。望江楼好像是一座寺院的附属物，寺名好像是雷音寺，薛涛好像是在这儿落发做了女冠子的。

以往的记忆很模糊了，但是有一个记忆，特别是与望江楼有关的，却很鲜明地留存着。

那是成都办花会的时候。每年三月成都城外的青羊宫和草堂寺是要办花会的。这种措施并不甚古，是在“变法自强”以后所产生出来的花样。那是一种博览会的性质，会期大概有两个月的光景。

草堂寺是以杜工部草堂而得名的地方，在成都城外的西南角上。由南门出城与由西门出城，大概是恰好在相等的距离。由南门出城，约略是沿着浣花溪的北岸西走，途中要经过浣花潭、青羊宫，和其他私人的别墅。最后是到达很清幽深邃的草堂寺。这条路径，平常除乡里的农人、寺院的僧侣，或极少数偶尔要去寻幽访胜的墨客骚人之外，很少人往来。但到了花会的时候，便出现着肩摩踵接的人的洪流。最好你从南校场的城墙上去俯瞰——先附带着说一句，成都的城墙是很宏大的，坦平的城墙上可以品排着跑三两部汽车。你看那城下的马路上一来一往地都是新式的马车。

浣花溪里面平常是不见有舟楫的，不知几时从浙江的西湖里面搬去了好几十只的白布篷的平底湖船，在那儿很匆忙地迎送，使浣花溪自己也睁着了惊异的眼睛。

溪的此岸是人行道，溪的彼岸是马道。你看那人行道上的行人，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由城里去的、由乡下来的，喝醉了的、唱歌的、嬉笑的。过了一群女学生，跟着就有一群男学生。平常两只脚除三合土以外从不沾地皮的人，现在也都和地上青草接近了。

彼岸的马道沿着一些浅山，那儿虽只是一些很可怜的、被人虐待到不成形状的“溜溜马”在疲于奔命，然而都好像才从外国来的高头健步的洋马。真正的洋马，时而也可以看见。那是凤凰山的新军骑来游玩的。那样的马会看不出是马，而是长颈鹿了。

就在有一次的礼拜日，上半天在花会场上游玩了半天，下半天我们再决议骑马去游望江楼。我们——罗、李两位同学，伯安和我，此外还有些同县人——骑了将近十匹马，由南门进城，向着东门穿城而过。

马是溜溜马。这种可怜的马可以说是已经把马的性格完全磨灭掉了的。马已经是很老很瘦。它对于人类的虐待也有不少消极的方法来抵抗。走路是异常迂缓的，你打它几鞭，它跑快几步，接着又迂缓下来。假使在它前面有一匹马，它就紧紧贴着它的屁股，“夫子步亦步、趋亦趋”地任你怎样打它，它都不肯抢先。这是溜溜马的差不多共有的特性。这种特性，大概可以称为马的Sabotage。但假如你是不会骑马的人，那它也很有揶揄你的手腕。它会突然跑得很快，把你扔下背来，便一溜烟地溜了。再不然你骑在它的身上，它横着便要把身子倒下去在地面上打滚。这时候不消说你的腿是很危险的。最俏皮的是它向一条狭窄的田埂走去，站着不动，两边都是水田，让你下了它的鞍背，也还要弄得你两脚的烂泥。

我们骑着马由南门穿过东门。我骑的是一匹黑马，这位先生比较还壮健，它零落成为溜溜马大约还不很久。我骑着它便打头阵。它也不肯十分走快，在城里不走快也正合乎我们的要求。因为城里人太多，走快了不能控制，反而不是好玩的事。荏荏苒苒地出了东门，我们很想一出了城门便要驰骋它们一下了。出城之后是还有一段很长的附廓街道，不幸就在出城之后走不几步，便遇着两位兵伕牵着两条军马在街上溜达。我的马照着它们的规则，走上去接着军马的屁股，便同盟怠工起来，死也不再抢先，死也不再走快。这真是有点难乎为情。前面是两匹散步的闲马，我们骑在马上便跟着它们在街上散步，两边两街的人是万目瞻仰着的。

恼羞成怒的我，施行起恐怖手段来了。我拚命把我手中从南门外折来的柳条鞭子在马屁股上乱打，我的背后的伯安也帮助打我坐下的马屁股。柳条鞭子打脱了皮，打断成了几节，然而马先生的怠工依然没法解决。

“这该死的亡八！这是非用最后的手段不可了！”

我把我的小刀子搜了出来。我仅仅把刀柄的头子用劲的凿了一下，啊，这可不得了！马公暴动起来了！它四脚四腿地跳跃起来，我死命地抓着了它的鬃毛。它大约怀恨着没有把我扔得下背来，便更加暴怒地在街上狂奔起来，一直往前面冲，全街的人都惊惶了，只是往两边让。我自己又是初学骑马的人，仅死守着一句成语“马儿跑得凶，一把抓着鬃”。我的死守倒不仅“一把”，而是两把。缰绳也拉不住了。我也不知道马儿跑凶了的时候，制马的缰绳是怎样拉法。我只是死死地两手抓着马的鬃毛，两膝不消说是挟不牢的。屁股，就跟打连耞的一样，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地在木的马鞍上乱打。自己一心怕滚下马去，一心又怕那样的奔马踏伤了街上的行人，真真是弄得来魂不附体了。把繁盛的一段街面跑过，跑到了人行稀少的街尾，终竟把街道跑穿了。算好，没有踏伤了什么，但它还一直在奔跑，好像一直要把我带进地狱里去。

这一场恶斗把我这位骑马的阶级真是制服得魂飞魄散了。亚非利加有一种黑色白条纹花的斑马，名叫Zebra。撒哈拉沙漠中的狮子在狩取这种斑马的时候，它是一步跳在那斑马背上，一口咬定了它的项脊。斑马自然是死命地奔跑，跑到筋疲力尽的时候，倒在地上终竟成为狮子的食物。我坐下的那匹黑马，在它拚命狂奔的时候，我想来怕只有Zebra奔命时的迅速才可以比拟罢。然而可怜我这匹狮子，虽然始终没有被扔下，但在马静立着时，我只好倒在地上睡了好一会。心脏象要爆裂，周身的骨节好像解了体，屁股特别是痛得不能忍耐。